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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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4页）

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

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

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

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

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

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

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

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

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

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

父亲不愿“冤情重演”

，“万般无奈之下”

（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

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

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

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

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

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

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

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

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

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5万块钱。

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

九九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

母亲怪我脏，奶奶则说：“你心思活络了。”

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

照这么下去，我真担心自己未老先衰。

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这样会经脉逆流，疏导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