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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42 极盛背后的阴霾（第2页）

但是，以老办法显然无法解决新阶段的问题，也就导致动乱始终难已，社会治安不稳，犯罪率不断提高，一步步酿成整个滇黔的动荡与不安。

“川—滇”

茶马贸易受到影响，直接利益的损失，自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时任西南巡抚使的张士逊获悉其情之后，便格外重视，亲自奏疏一道，向朝廷禀报。

但惯性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帝国中枢，朝廷一开始也没有太过重视，毕竟滇黔地区的骚乱，又何尝真正平息过，蛮乱而已，闹一闹，也就消停了。

当然对于杀掠汉民之事，是不能姑息的，再者也需要给张士逊面子，于是朝廷给滇黔二道衙司下达了一份措辞相对严厉的敦促令，要求二道严加约束整顿，还民治安。

同时，又给二道土司们降了一道制书，要求他们配合大汉官府，维稳滇黔，迅速恢复地区安定。

，！

这样的举措，若是发生在太宗朝，哪怕在康宗朝，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平心而论，到建隆时代，西南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土司们，早就对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

因此，当朝廷制书下达时，响应的土司很少，或者他们似乎并不需要朝廷来干预，安稳过日子的依旧安稳，互相攻伐的依旧打得火热。

而地方官府与驻军，却不敢不把朝廷制令当回事，还是大举出动，重拳出击，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真心剿贼，一心维稳的，还真就不多。

相比之下，有些官府官军，却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杀戮掠夺蛮民矛盾被激化，更大混乱的到来，也就不出意外了。

察西南治安难定、蛮乱渐剧，朝廷也慢慢重视起来，对两道官府维稳不力，甚至渎职懈怠、阳奉阴违的行为，刘文济更觉愤怒。

于是，从建隆五年到八年，刘文济对滇黔二道从政治到军事进行了频繁的整饬，但是，这种整顿给西南军政带来了剧烈阵痛，也导致原本秩序的进一步失控。

最大的乱事，也就发生在建隆八年秋末，以“滇桂”

交界最宁州教合三部（阿月、合资、王弄山）联合举旗反汉起始。

这场叛乱，起初获得云南道司重视的原因，只因为教合三部乃是获得朝廷册封的世袭土司，这种背叛与挑衅，可比一般蛮乱的性质要严重多了。

因此，在得知乱事发生后，最宁州的守军便迅速出击，意图剿灭乱事于萌芽，然后，竟然被三部叛军打了个全军覆没，最宁州由此失陷，乱事也由云南偏僻一小州，向更广泛的地区扩散。

与三十多年前的川蜀起义不同，当年虽然遍地烽烟，义军扎堆，但从头到尾都是以剑南叛军为主，有王小波、李顺这两个起义军领袖。

而发生在滇黔的叛乱，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并没有达成了一个联盟，没有形成统一指挥，似乎就是大伙都对汉人、对大汉朝廷的统治不满了，于是有人牵头反汉了，于是就跟着举起叛旗，或者从中浑水摸鱼，借着混乱扩张势力，在反汉的同时，相互之间依旧没有停止互戕吞并的行为但就是在这样一场堪称魔幻的“叛乱”

中，叛乱的规模与范围却在整个建隆九年里都呈现扩大的趋势，到建隆十年初西南叛乱最盛时，滇黔二道，半数以上的地区都有土司或蛮部叛乱。

而作为叛乱策源地云南，几乎全部沦陷在叛军的烽火中，即便官军凭借着强大实力，始终保持着一个强势地位，但在处处烽火的局面下，在平乱事宜上，依旧显得被动。

往往是一乱平，一乱又起，此起彼伏，治乱反复，官军也不免疲于奔命。

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叛军充分发挥其“地头蛇”

的属性之外，还因为，同样有诸多汉人豪强，也按捺不住，意图火中取栗。

同时，许多饱受官府及土司压榨的下层汉、蛮民，也各自裹聚谋乱。

于是，至少在建隆九年，几乎整个云南道，乱成了一锅粥：（）汉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