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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4（第1页）

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又出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

有一个大学土沈鲤，在文渊阁的大门旁边竖立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十项做官的戒律。

每天上班的时候，他就站在牌前低声诵读，念念有辞。

不久，宫中就传遍了沈阁老的谣言，据说他在一块写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诅咒。

皇帝十分惊奇，叫人把木牌取来过目，看过之后随即斥责宦官胡说八道，无事生非。

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

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

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

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

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

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

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日不仅口耳相传，而且刊诸枣梨，印成书籍。

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在4个多世纪以后定陵的掘中才得到澄清，因为墓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她和万历相遇的那一年刚刚16岁，万历则是18岁。

木板印刷的达不仅使这些书籍大为流行，而且还使一些不署名的传单和署假名的小册子不断出现。

这些传单和小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紧张气氛，使每一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卷进了这个继承大统的漩涡里。

有一张传单，即所谓“妖书”

，竟公然声称太子不久就要被废，福王将奉召回京正位东宫，并且指出这一阴谋的参预者及其全部计划。

皇帝命令东厂锦衣卫严密侦缉妖书的作者，致使整个京城为之震动，不仅名列书中的人惊恐万状，其他无关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对文官集团而言，常洛和常洵的争执，不过是把他们早已存在的冲突更加带上了感情色彩而已。

就算是没有郑贵妃，也没有东林党，文官集团中的彼此隔阂和对立，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要探究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创建之初。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过了以往的朝代。

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

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

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

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

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

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

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

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

从这种观念出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展而作调整的能力。

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

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