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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吕后再问继任者，刘邦说：“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吕后却在刘邦死后秘不发丧，向这些勋臣们隐瞒，司马迁甚至认为吕后有杀光功臣的打算。

直到四天之后，大臣郦商才通过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告诉吕后，秘不发丧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外领重兵，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那就会群起攻之，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

吕后这才发丧。

在刘邦已经明确授意功臣继续负责“政府部门”

12的情况下，吕后依然对功臣没有安全感。

这正是皇室在汉初面临的状况：汉朝内部，治权由功臣所掌握，刘邦安排身后的丞相任职，说明功臣牢牢把控着“政府”

；外部，诸侯国虽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请13之义务，地位是独立的。

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称印绶俸禄和汉朝等同；自己建立宫廷；自己征税自己用，还能收人头税。

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14，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20世纪80年代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记录了汉初汉朝对诸侯国的高度警惕：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

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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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为汉朝守备的官员如果在诸侯攻打时弃城而逃，视同谋反，不仅本人腰斩，还要诛灭三族。

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势下，即位的皇帝刘盈无力应对，皇权主要靠吕后以刘邦妻子的身份来维持。

吕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戚，由此可见，恰恰是外戚保证了皇权的稳固。

所谓“外”

，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

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

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

吕后把吕氏家族的成员封为王，并让吕产当相国，维护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这就侵夺了功臣和诸侯王的利益。

所以吕后一死，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逼近函谷关，说是勤王，实际有夺取帝位之意图。

刘襄是刘邦的长孙，他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三弟东牟侯刘兴居都在长安，在他俩的策动下，汉朝的大臣们很快就与齐王里应外合，一举诛灭了吕氏家族。

其中，刘章亲手杀掉了吕产。

诸侯王的势力如此强大，功臣们当然不敢取刘氏而代之，而是选择诸侯王即位。

皇室的大宗嫡系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虚弱可见一斑。

若论功行赏，当然是由齐王刘襄继承皇位了，刘章、刘兴居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功臣们掌握着汉朝政府的实权，他们不愿意引入实力强大、外戚难以驾驭的齐王来继承皇位，以免再造吕氏，就拥立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就是汉文帝，并没有参与齐王的行动，在这次政变里，他是置身事外的。

所以，当汉朝使臣来到代国，要迎他即位时，他非常谨慎，召集王廷的官员前来商议，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不能去：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