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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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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道杂之”

，不能“纯用周政”

，这一不可淆乱的“家法”

就是汉朝“建国”

的汉道。

从刘邦和吕后立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涵养，至此，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终于都已完成，西汉的“德性”

也在这时期臻于圆满39。

当然，这一“家法”

很难说是皇家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传统。

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那么对皇室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汉家自秦沿袭而来的惯例、传统也具有合法性。

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

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

，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刘询用外戚来对抗儒臣，是因为外戚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而且外戚一般只担任中朝官，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

但他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居然儒家化了，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架空皇权。

而儒术又是与灾异密切相关的，到了那一天，儒术、灾异、外戚，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面临沦丧的危险。

注释：

1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2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3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0页，商务印书馆，2018。

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汉书·景帝纪》，第149页。

6　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7　阎步克，汉朝“用秦制不用秦政”

，见《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8　陈苏镇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秦国急切地把秦制推广到被征服的关东各国，而法律的移植造成了被征服土地臣民的不适应，旧的习惯被摧毁，不仅没有慑服被征服者，反而迅速导致了叛乱，并灭亡了秦政权。

而汉朝就没有这么做。

见氏著《〈春秋〉与“汉道”

》。

9　《史记》载文帝四年，《汉书》载十三年，应以后者较妥。

10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

。

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90页，商务印书馆，2001。

11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

》第116页提示了汉法移植到诸侯国的后果。

12　《汉书·刑法志》，第10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