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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第2页）

法令的实施，由明学男爵张邯、地理侯爵孙阳具体负责。

从孙阳的爵号来看，应该是为了督办这两条法令而被赐爵为“地理侯”

的。

而张邯是讲《诗》祭酒满昌的弟子，也是经师，从他的爵号看，应该在这次改制里发挥了理论作用。

法令颁布不久，王莽再次收到来自胶东的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刘快的叛乱得不到当地吏民支持，已经自行溃败。

“王田私属令”

的下达，在新朝引起热烈的反应。

大多数儒生儒臣们，哪怕是拥有许多土地和奴婢的“既得利益者”

，此时也是欢呼的，他们选择王莽为皇帝，已经包含这样的期许和自我牺牲；编户齐民和奴婢们也非常高兴，至少从法令本身来看，他们将会收获土地和部分自由。

王莽觉察到这种热烈的气氛，刘歆等人也大受鼓舞：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就有条件开展下一步的经济和金融的改制了。

儒家的话语系统里，关于经济金融最爱说的一个词语就是“本末”

，本是农业，末是工商业、手工业。

在儒家看来，天下之所以贫富不均，一遇到荒年战争就会饿死人，除却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人出于短视，都会舍本逐末。

何况，汉朝是一个铺张扬厉的朝代，追逐高官厚禄、奢侈炫耀，本来就是汉朝人独特的时代精神。

儒家对这种风貌忧心忡忡。

多年以前，贾谊、晁错先后提出，国家一定要务本，多存粮食，打击商人。

没错，官方的确也“重农抑商”

，商人地位委实不高。

但实际上，只要承平日久，商人可以从容积累财富，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并不低，有时还会对朝廷甚至皇帝的大政有着微妙而间接的影响。

打个比方，贾谊等人谈论“重农抑商”

，就好比今天互联网上的忧国忧民者在呼吁“抵制资本”

。

在后世有些人看来，两汉之际的“大变局”

要比周秦之际的“大变局”

更有意义，就是因为新朝的一大使命便是解决资本肆虐下的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距问题5。

要治理贫富分化，就要重农抑商，就要“损多余而补不足”

，就要管制货币以节制货物的流通，就要削弱社会上那些特别容易发财的经济部门，儒家的逻辑在这里一步步演进，终于有贡禹等人开始主张，钱是万恶渊薮，是造成富人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应该取消货币。

于是到了始建国二年，刘歆正式向皇帝上奏，说：

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

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

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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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就是货币；泉府，可以姑且认为是央行。

刘歆认为，周朝有专门管理货币的部门，平价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卖给买不到的人，这就是《周易》所说的理财之道，儒门理财要以道义为先，不能只求利，要禁止百姓发不义之财。

姑且不论刘歆所说的“泉府之官”

和《周易》的理财是不是一回事，但刘歆等人的意图是清楚的：该尽快启动财政、金融、税务以及经济方面的改制了！

11．抵制资本（二）

刘歆的奏疏递上去之后，接下来的几年甚至直到新朝末年，皇帝雷厉风行、持之以恒，改制的诏令一道道下达。

大家把这些改制的措施统称为“六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