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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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天下的弊处莫过于此，以天下供养一家，试图千秋万代，永世一系，然后被基因遗传的不确定性来教做人。

分不到羹的沿海商贾与朝中厌烦处理的大臣一拍即合，借由倭寇作乱的理由，联合一力促成了海禁，试图将这巨大的利益独揽于暗处数百年。

也造成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达，大量白银涌入沿海地区，即使只是那些海商指头缝里落下来的一点渣子，也足够养活丝绸茶叶和瓷器相关产业的从业者，也和北方地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

也是“一条鞭法”

在南方顺利推行，却引起北方频频民变的深层原因。

等到再次开海时，月港成为唯一合法通商口岸，实行“引税制”

与“水饷陆饷”

结合。

可惜，为时已晚，每年从海上贸易输入到大魏的白银最少也在300万两以上，而落到大魏的手中的海上贸易赋税仅仅为3-8万两，占总体贸易金额的1%-2%。

同时代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关税征收率约10%-15%，而日本朱印船贸易抽税比例更是达20%。

永明城接手对马岛后，借由朝鲜和日本两国的海上贸易通道，每年的关税收的也不过是20万两左右，随着日本的局势恶化，所收关税的金额还在进一步下降，主要还是依赖于日本的石见银矿和在大琉球的关税收入以及玻璃水泥还有座钟等发明的贸易活动。

南洋的商贸本身就是一直由红旗帮独占，宋时插了这一手后，也不过是借由将红旗帮转正后，将原本私下的贸易关税中获得三分之一，而收税方式也是按的之前的旧例，每船按载货量大小收取。

为了让那些货船愿意千里迢迢从南洋运输相比香料，吃水更重价格更低的粮食和棉花，宋时也不得不在关税上做出让步。

宋时在大琉球的时候倒是想过设立市舶司，光明正大的抽收关税，但是当时条件尚不满足，且手上精于算数的人手实在不够多，而她当时的身份也很难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一不小心就会让市舶司成为腐败的温床。

所以只能作罢，暂时保持原样。

大魏官方海上贸易的关税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更不用说大魏内部的商税了。

原本大魏建国初期，从布衣成为皇帝的开国太祖，深知百姓被盘剥之苦，因此一直都是坚持轻徭薄税，官吏不下乡，以道德约束治国的理念。

不过太祖的理想和官员的实操总是差了不少的距离，人心的贪欲并不是道德和漏洞百出的法条所能约束的，他妄想着所有人按他的既定规则走，但是所谓的好的政策，却随着时间流逝慢慢都变成了束缚在平民脖颈上的枷锁。

大魏的商税很轻，不过三十取一，但是在腐败官僚的吃卡拿要，以及各地的藩王随意设卡之下，平民被层层叠加分摊下来的重赋压的喘不过气，而那些大商家却能凭借各种关系分文不取。

而这些，最终挖的都是大魏的根基。

反馈到最后就是大魏那空空如也的国库。

即使宋时已经很努力的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了，还是架不住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以工代赈的基建要钱！

打仗要钱！

高薪养廉的官吏要钱！

打下的疆域属于光复，不仅没有报销，还要拨款重建，赈灾救疫！

通通都要钱！

在自己家打仗就是这么惨烈，死的还都是自己家的未来战斗力，这也是宋时一直推行速战速决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因为大量的白银融入市场，已经不可避免的导致大魏的通货膨胀，要不是有粮票制度暂时稳住民生，只怕现在的粮食价格最起码要在这个基础上翻上四倍。

这也是宋时用了张相改良的考成法，却不敢完全复刻他的“一条鞭法”

的原因。

虽然收税依旧用实物计算会导致大量的运输成本和浪费，但是一旦全面换成白银，那大魏的经济就要全面崩溃，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北方更会民乱四起。

看得见摸得到的实物资源在这个经济运转还不完善的时代，永远比一堆金属要来的珍贵。

大魏没有健全的商税制度，在大魏运行的商行和商号都无需登记，商户所收的税款也主要还是过路税（水陆要道设卡）和门摊税（固定门面摊位），以及私营的专卖税，如盐、茶。

万历临时搞出来敛财的矿监税使更是导致民怨沸起，无法参考。

宋时目前所掌控的地盘，段时间内并没有进行正常的商贸活动的打算，甚至于她在各地进行的“防疫”

以及“清匪”

的政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那些富商士绅，本质上还是借着手上的军队强权在敛财，再将财富以基建的形式分配到百姓身上。

不过北方地区不如江南商业活动来的发达，在江南地区，如果也复刻北方的措施，光靠掠夺只会造成更大的反弹，也会加剧以后的重建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