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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0页）

（后来称为丝棉纸）。

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

。

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从考古发现来看，首先是1933年，考古学家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上发现了一片古纸，这是一片麻纸，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纸面可清晰见到麻，在同一遗址中还发现有汉元帝元年（前48年）的木简，因此，该纸当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比“蔡伦造纸”

的公元105年早了一个半世纪。

其后是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再次出土了比新疆罗布泊的纸还要早约一个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而且有数十张之多，经研究和化验分析，确认此灞桥纸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所制成。

在这之后，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也分别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

再后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前179～前141年）的绘有地图的麻纸，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细墨线绘制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

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

200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

根据同时出土的简牍和地层分析，这些古纸的年代从西汉武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都有。

古纸的颜色和质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黄色厚等8种。

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

此次敦煌出土古纸的数量之大、品种之繁多、时代跨度之久，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

这些古纸的发现有力地印证了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从史籍记载来看：《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

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王隐在《晋书》中记载“蔡伦以故布捣作纸”

；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蔡伦煮树皮以造纸”

；东汉人桑钦在《水经》中称蔡伦“捣故渔网为纸”

；《后汉书集解》引用了《晋书》版本之一称“蔡伦捣故布、渔网抄作纸”

。

而且根据东汉麻纸的质量所做的模拟实验表明，造出这样的纸来至少要经过浸湿、切碎、浸灰水、蒸煮、洗涤、舂捣、再洗涤、打槽、抄纸、晒纸、揭纸等十多道工艺流程，如果用渔网等作原料，还必须有碱液蒸煮这样加强对纤维的腐蚀度和净化度的工序，这正是后世的化学制浆技术的滥觞。

蔡伦之前的纸张并没有经过这些制纸的严格过程，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纸的雏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而且也没有大规模应用。

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

诚然，“蔡伦纸”

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

，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

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价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其实，不论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造纸术的改良者，他对历史的贡献都是不容置疑的，蔡伦的造纸术（又称“蔡侯纸”

），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革命，用这种方式造出来的纸便于携带，取材广泛不拘泥，推动了中国、阿拉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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