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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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市井人生一（第4页）

一场家仇国恨的洗礼。

“我在想，一个普通人能经历这些吗，普通人经历的又是什么呢。”

很容易去拍一个恢弘传奇的故事，很难拍一个琐碎的人生。

因为人的一生，是漫长的碎片，而其中的绝大多数碎片，都是毫无意义的。

“可我就想拍这些草根，毫无意义的瞬间。”

……

丁丁要拍天桥上的小人物。

这个可以理解。

他可能确实有这么一个想法，想把镜头归还给这些人，这些吝惜于出现在精心策划的镜头里的人物，不是他们拒绝，而是他们没有按照别人的想法出镜。

丁丁也觉得很奇怪，他想问一下那些曾经拿着镜头拍摄的人。

你可以指挥一切，可是为什么连老百姓的生活也要指挥。

明明很热的天气，你希望你镜头里的人说，不热。

明明很累的摆摊，你告诉你镜头里的人说，不累。

你希望每个镜头里的人都是笑脸，有对生活的向往和满足。

但人不是这样的。

就见屏幕上，丁丁的镜头，又转向了胡桂芬对面的花篮摊子上。

这个摊子的主人叫阿丽，是个三十刚出头的女性。

她的摊子卖的是手工编织的花篮和蝈蝈笼子，编花篮的不是她，而是她丈夫。

她丈夫在电厂上班，一次意外事故截肢了，厂里赔了100万，合情合理，但100万换了一双腿，不合情也不合理。

阿丽的丈夫倒也没有颓废，躺在专门的椅子上，手上还能编花篮，不过夫妻两个沟通很少，两人有时候还会口角，阿丽反倒成了天桥最后一个下班的人，经常磨到凌晨一点左右才慢吞吞骑上电动车回去。

远远望去，除了卖衣服卖花篮的，还有一排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放在街角最中央。

这个半搭在台阶上的摊位上放着各种古旧的老物件，看起来像各种颜色的纪念品，又像是潘家园的那种旧货摊，里面甚至还有色彩斑斓的玩具和小装饰品——摊主是一位笑眯眯地像个心广体胖的佛爷，带着大金链子，手中拿着一本杂志在翻阅。

然而这家伙其实之前是个小吃摊主，卖臭豆腐的，因为食品健康问题被抽查了两次，然后罚了好几万，小本生意做得从来就是昧了良心。

被他坑过的人不在少数，其中还包括歪果仁，这个叫王小龙的摊主很是怀念过去，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歪果仁好骗，花个好几百美元买了些不值钱的手工艺品开心地走了，你要问现在，哪还有歪果仁能上这当？

人家一开口，京片子比你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说的还溜。

当然天桥这地方，坑过歪果仁的还不止他一个，还有人比他还能坑。

就见歪果姑娘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高高兴兴地走出店门，老板在后面殷勤送人离开，这开在天桥下街铺的一家寿衣店从没做过这么厉害的生意，把寿衣当做民族风情的服饰，卖了出去。

全场的观众不由自主又笑了。

一个个小人物就这样不紧不慢，好似有关联，又好似全无关系一般地上场了，有天桥这边的片警小黄，一个没有正式编制却尽心尽力管辖着片区的人，默默付出的背后其实是被众人嫌弃的对象，嫌弃他办事不知道灵活变通，他们故意送了个手写的表扬信，但被他挂在了小小办公室最大的一面墙上。

一个把香烟店开成了彩民聚居点的老板，光着膀子带着彩民选号，非说自己绝对有中大奖的命，然后在口沫横飞中，不动声色地把一盒盒红塔山和哈德门推销出去。

……

彭和平看到这里，叹了口气。

“小人物其实是很盛大的，但很少有人能看到那种盛大。”

他也能感受到丁丁这个导演为什么将镜头聚焦这些人物，选择纪录片作为最后的结业考试的原因。

纪录片之意义，不只是一般电影那般刺激观众感官，娱乐观众，重要的是让这些影像传达了观念，让银幕敞向了真实世界，展开了一种观众即电影中人，电影中人即观众的画面。

但他对纪录片的手法很不赞同。

“如果这是复线结构，为什么没有一个爆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