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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108章（第1页）

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赵贞：《汉唐天文志书中的“白衣会”

》，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

（日）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

：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载《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统治系统”

论的射程》，载《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后记与致谢

王莽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

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有圣王、篡位者、骗子、伪君子、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左派儒教士等等，网络上还有人不无褒义地称他是“穿越者”

。

20世纪以来，因为社会观念的激荡，对王莽的不同评价像一只剧烈摆动的钟摆，还会出现“欲言又止、矛盾反复”

1的状况。

这当然有历史观念演进的原因。

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

但王莽更为典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

夸张一点讲，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王莽就会多一个新的标签。

这就使王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众所周知，王莽的史料相对较为单一，虽然也有一些出土文献，但主要来自《汉书》诸篇，特别是最后一篇《王莽传》，班固以空前庞大的篇幅为王莽立传，名为“列传”

，实为“本纪”

。

班固既要以王莽“总结”

前汉，又要以王莽“发端”

后汉，还要在呈现史实的同时维护东汉官方对王莽的定性。

这使得《汉书·王莽传》成为一部包含着微言大义的政治文本，即使是百分百的信史，但一定经过筛选，蕴含褒贬，给后人认识王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因此，尝试描绘出王莽的多重面貌，成为我这次写作的直接动机。

我想不妨搁置对王莽“盖棺定论”

的冲动，回到他身处的时代，置身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站在两汉之交时人对历史经验、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上，具体地看他的理想志业、人格表现、家庭关系、政治行动、改革措施，不以好坏是非、科学迷信等后见一概而论，而是借助他的行迹来探讨更深入的问题。

因此，弥漫在汉代空气里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符命谶纬，就成了一个很必要的通道。

书写王莽的另一个动机是儒家经学。

儒家从先秦诸子之一，到西汉逐渐成为皇朝的经学，直至推动王莽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