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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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能因为几个破洞，就否定整张网捞上来的鱼。

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把洞补上，同时，也要如实汇报我们已经捞上来的成果。”

她说完没人再说话，整个会议室的气氛有些微妙。

郑组长翻着名册，也不说话。

舒染知道这个郑组长并不会那么轻易被说服，但一想到自己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大量心血不能付之东流，索性豁出去了。

“郑组长，各位领导，”

她合上笔记本，“回到您最初的疑虑。

我想说，数字本身是真实的，它是我们根据各团各连队初步考核汇总上来的。

但它也许不能完全反映您昨天看到的，那些最艰苦、最边远角落的情况。”

她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舒染拿起一本封皮模糊的笔记本翻开：“这是我们最早设点时，记录的学员名单。

当时，能来听课的只有七个人，其中五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这是他们的签到，最开始只会按手印，或者画圈。”

她将本子推向桌子中央，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圆圈和模糊的指印。

“这是三个月后，同样这些人，开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字很难看，但他们在学。”

她又拿起另一叠大小不一、纸张各异的作业本碎片，有些甚至是烟盒纸、旧报纸的边角。

“这是不同时期，不同学员的作业。

领导们可以看看，字迹从完全无法辨认，到逐渐工整；从只会抄写，到能写简单的句子。”

她一张张地展示着。

“您昨天去的牧区点，姜咏红老师那里，条件确实简陋。

但就是在那个漏风的土坯房里，十二个牧民和他们的孩子，现在基本都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能看懂连队发的简单通知。

对他们来说，对于祖国的扫盲精神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

舒染看向郑组长：“我们报上去的百分之六十三，就意味着全师有成千上万个原本一字不识的人，现在达到了脱盲的标准。

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从无到有的转变。”

她看着统计组每一位成员：“扫盲工作，在边疆，尤其是在牧区和偏远连队，它不是一项可以快速量产的政绩工程。

它更像是在戈壁滩上种树，一锹一锹地挖坑，一棵一棵地浇水，进展缓慢，甚至随时可能因为一场风沙就前功尽弃。

我们无法保证每一棵树都能成活，但我们呈报的数字，是那些已经扎下根、抽出芽的树苗。

它们可能还很矮小，但它们活着，在长。

它们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

她最后拿起一份她自己手绘的标注着各教学点位置和进展的地图：“我们边疆域辽阔，情况复杂。

有些地方成效显著，比如一些基础好的老连队；有些地方，就像红星岩，因为各种原因，步履维艰，甚至暂时停滞。

我们不敢隐瞒困难，也从未停止努力。

这份汇总数据，是我们基于现有条件下，能做到的最真实的统计。

它可能不完美，但它代表了我们已经走过的路，和路上那些点点滴滴的变化。”

会议室里依旧是一片沉默。

郑组长拿起一份边缘卷曲的作业本看了很久。

那上面，封皮上写着一个叫少数民族的名字，封皮里面用铅笔反复写着“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祖国”

。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