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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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倒并不像你那样认真。

我认为笔名只是一个记号。

读者决不会只看笔名而不看文章的。

福克纳在写作《喧哗与愤激》之前，也曾写过几部通俗小说，浪费很多精力，企图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

等到他发现自己的才具并不属于流行作家那一派时，他发表了《喧哗与愤激》。

结果赢得批评界的一致叫好，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此外，当年的穆时英，也曾以同一个笔名同时发表两种风格绝然不同的小说：一种是通俗形式的《南北极》；一种是用感觉派手法撰写的《公墓》与《白金的女体塑像》。

至于张天翼，早期也曾写过不少鸳鸯蝴蝶派小说。

所以，《前卫文学》不应该坚持这一点。

事实上，今天的香港文艺工作者几乎十九都曾写过商业化文字。

我们应该重视作品本身所具的价值，不必斤斤于小节。

荷门瞪大眼睛望着我，似乎仍未被我说服。

看样子，他不愿意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人在《前卫文学》上发表文艺创作。

我的看法跟他不同。

我认为重要的是作品本身。

不过，荷门既然有此成见，我也没有必要与他争辩。

实际上，我之所以毅然答应为《前卫文学》写一个短篇创作，完全因为受了荷门那般傻劲的感染。

他既然反对我用写通俗文字的笔名在《前卫文学》上发表作品，我也乐得趁此作罢。

我已决心作一个文学领域上的逃兵，又何必再挤进去。

于是我说：

——这些年来，为了生活，写过不少通俗文字，即使想认真写些东西，恐怕也会力不从心，与其糟蹋《前卫文学》的篇幅，不如藏拙。

荷门摇摇头说：

——我对你的创作能力有绝大的信心，问题是：我不赞成你用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笔名来发表严肃的文艺创作。

——既然这样，就算了吧。

麦荷门用叹息解释一切。

我向伙计要了一杯酒。

逢到这种情形，只有酒才是真正的朋友。

我们不再交谈，好像有意在沉默中寻找些什么。

两杯下肚，麦荷门吩咐伙计埋单，说是要到印刷所去看看，先走了。

我立刻感到一种无比的空虚，用眼对四周扫了一圈，茶客虽多，我却十分孤独。

忽然想起杨露。

身上现款不多。

走出“兰香阁”

，到一家报馆去借支稿费。

主持人摇摇头，表示没有办法。

我很生气，愤然离开那家报馆，去到另一家，借支两百元稿费，雇车去湾仔。

杨露见到我，说我在生气。

我不加否认，杨露就夸耀自己的聪明。

其实，她弄错了。

她以为我在生她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