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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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3页）

那是1938年的1月，加州天气清凉甚至还有点冷，她按父母要求置办了全套产业，安排妹妹去上学，等到全家都到了，才说自己决心回去抗日。

他们不愿意，也没法不同意。

后来回去的船上她看见一本书，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8}。

她看了，悄悄带下船，在香港找人自己翻印了好几份，寄回去给父母。

也不是明志，就是希望他们能知道。

不，她要他们知道。

要更多的人知道。

当年，她离开上海的时候，怀抱的正是这样的理想：要让中国人知道世界、让世界知道中国。

这话除了对家里人，她只对一个人说过，高中时的同学裴清璋。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裴清璋在哪里。

回到上海也没有专门去找过，也许逃难去了也说不定。

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抗日。

她要抗日，不计代价。

她要抗日，以一切手段。

所以她告别父母，告别哥哥和妹妹，告别纽约、洛杉矶和香港，回到上海，回到□□，回到随时都会被76号抓走、死在里面的状态里。

她不怕，既不怕成为专诸豫让，也不认为自己会成为。

她有的是实力。

她在香港学到的一切让她相信这一点，德堂意味深长的夸赞也让她相信这一点。

你来的是时候啊，德堂说，王天木的事已经过去了，不然，你我都活不下来，肯定会被他给供出去。

她笑，说是啊，现在上海，是新的战场。

低头看一遍稿子，改了几处，再来一杯咖啡，点上一根烟，一时也不想回家去——除了还在上海看摊子、时不时总想去香港或者菲律宾躲一躲的堂哥汤玉琅之外，她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了，朋友也多在美国，原来的老朋友老同学，基本上也去了重庆，可谓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按照德堂的指示，她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把自己社交范围尽量地扩大。

收入支出什么的虽然不是问题，自己的私房钱也大可支援革命，可是一天天的到处社交，她总觉得孤独。

为了办好事，她总不能彻底暴露她是谁，展现的自己是经过了掩饰修饰矫饰、带着重重面具的自己，这样交到的朋友，只令人疲劳，这不是分担式的关系，而是充满强加的关系。

她不喜欢。

她怀念少女时代曾经在法租界自由玩耍的日子。

啊，那些日子是那么遥远，那时候还有裴清璋。

裴清璋。

淞沪抗战时，她和裴清璋，不，她带着裴清璋和全家一道躲在自己家里。

那时候竟然怎么都找不到裴清璋的父亲裴中衍，“天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裴清璋的母亲总是这么说。

最后，还是她的父亲拜托了青帮的朋友去找到的，还是在窑子里。

十年了，想想那时候的裴清璋并不快乐，她看得出来，那样子太鲜明，当初看不透的种种，现在想想也全明白了，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