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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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结婚很匆忙，甚至没办太隆重的仪式，只是去欧洲度了一个长长的蜜月，美其名曰弥补两人之前人生缺失的浪漫。

我记得他们出发前，顾淮的母亲，我那位新上任的“继母”

，温柔地摸着我的头，说会给我带最新款的芭比娃娃。

而顾淮，那个当时只有六岁的小不点，只是紧紧抓着他母亲的衣角，用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偷偷看我，带着怯生生的好奇。

我那时十二岁，正处于叛逆的顶峰，对父亲迫不及待寻找替代品的行为嗤之以鼻，对这个突然闯入我生活的“新家庭”

充满敌意。

我对那个试图讨好我的女人不理不睬，对那个过分漂亮的“弟弟”

更是视若无睹。

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在不同的楼层，由不同的保姆照顾，上不同的学校，像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

他们那次所谓的“蜜月”

长达三个月。

期间父亲偶尔会打来越洋电话，背景音里有时是继母轻柔的笑语。

他问及公司代理董事的处理情况远多于问及我的生活。

我乐得清静。

直到某天深夜，刺耳的电话铃声划破别墅的寂静。

管家接起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电话是国外某大使馆打来的。

一场极其惨烈的交通事故。

他们租用的车在盘山公路上为了躲避对面失控的卡车，冲破了护栏，翻滚着坠入深谷。

搜救队找到时，已无人生还。

消息传来时，我刚过完十八岁生日没多久，法律上刚刚成年。

而顾淮，距离他十二岁生日还有几周。

一夜之间，我们成了彼此在法律上仅存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

葬礼上，黑压压的人群，低沉的哀乐，无数或真心或假意的慰问与怜悯的目光。

我穿着黑色的连衣裙，站得笔直，一滴眼泪也没流。

不是不悲伤，而是一种巨大的茫然和抽离感攫住了我。

父亲于我，与其说是亲人，更像是一个遥远而权威的符号。

他的骤然离世，带来的是一种根基被抽空的失重感，而非撕心裂肺的疼痛。

而我旁边，那个漂亮得如同天使的男孩，顾淮，他脸色苍白得像纸，全身都在无法抑制地轻微颤抖。

他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黑眼睛里是一片空无一物的、被彻底摧毁的绝望。

他失去了他唯一的依靠，他的母亲。

那一刻，我看着他，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并非敌意的情绪——那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冰冷的链接。

我们都是被突然抛掷到孤岛上的弃儿。

巨大的遗产，包括这栋冷清的别墅、父亲一手创立的公司以及数额惊人的信托基金和保险赔偿，在法律条款和遗嘱执行人的监督下，落在了刚刚成年的我的肩上，并附带了一个沉重的“附件”

——我名义上的弟弟，顾淮。

直到他年满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