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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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自动贩卖机（第3页）

，诱引消费大众努力工作以获得标签背后的认同、肯定、荣耀，但是，如果你仍不能忘情关于生命终极目的的思索，仍憧憬深以为傲的文化台湾，仍期待你所生根的这个社会能以坚定的步伐向理性世纪迈进，那么，你必须撕掉“标签制造者”

这枚标签——不管它用透明胶水黏着或是文身刺青。

所以，第三个月，我已经疲倦了。

像大部分上班族一样，开始跷班到小咖啡馆里写“纯文学创作”

，完成三分之一本书稿。

如果一切都没有变化，我很可能在找到“身心平衡”

之后，继续从事撰文，把工作当成再生产的条件而已。

促使我逐渐无法忍受的，说来可笑，竟是“打卡钟”

与“合约书”

——哪一家营利事业公司没这两样东西？我极厌恶那部永不故障、每天咬你两次、每迟到一分钟扣钱若干的“打卡钟”

。

当同事之间流行代打卡事迹败露，使得经理级主管每天最重要的事竟是一大早坐在打卡钟前监视打卡时，我对这种“非人性”

、以为职员的屁股黏在椅子上的时间愈长表示愈有绩效的管理方式感到愤怒，很遗憾他们不研究心理学。

当然，我们也充分发挥“人性”

力量以消极抵抗独裁统治。

在同事的护航之下，轮流溜进电影院、美容院或肉焿米粉摊小憩片刻再带回点心“谢皇上隆恩”

。

有一回，一位女同事溜班逛楼下的地摊，抬头一望，总经理正隔着玻璃帷幕十分慈祥地看着她；她嫣然一笑，继续把地摊逛完。

最令大家“崇拜”

的是，有个激进分子天蒙蒙亮就进办公室（那时，伟大的监视者还在家里刷伟大的牙）。

激进分子将自己及他所钟爱的同事们的卡片一一打毕，而那些“蒙主恩宠”

的人迟到了匆匆忙忙又打了卡——这种红蓝两排数字缠绵悱恻至死不渝的卡，我称之为“圣诞卡”

。

当三个月试用期满，公司要我签下为期四年的合约书，并缴纳数万元保证金，若违约则没收不得异议（这招很高明，很适合现代结婚证书参酌！

），我年轻的心灵备受伤害。

想起康拉德《黑暗的心》（HeartofDarkness），十九世纪欧陆资本家以一纸契约雇用当地黑人开发非洲大陆运走象牙，每星期发给劳苦功高的黑人三条长约二十三厘米的铜线作为钞票，以便到邻近村落换取食物。

天啊！

我跟黑奴没什么差别。

这种梦魇使我到现在看到任何条文清楚需要签名盖章的纸都会毛骨悚然，仿佛它们张着血盆大口要吞掉我这条小命。

于是以“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