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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踏步的流浪汉哀王介安19561992享年三十七岁（第2页）

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我而言很孤单，总觉得你与吴鸣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七十公斤的押了两角，快把我这块四十公斤的瘦肉弹到天空去。

现在想起这些细节，真像一部电影的开场，观众很容易从位置得到暗示，如果命运之神的铁锤击下来，命中的该是孤守边陲、弱不禁风的我，不可能是你。

编辑部就这么一家三口地度日，虽然你与吴鸣大剌剌不懂得“保护”

我这唯一的女性，反而因地利之便与黄宪钟打得火热，只差没把桌子并过去闹分家。

还好我不是娇滴滴需要保护的人，只嘀咕两个壮丁心不在焉场面不好看，干脆搬把椅子杵在你们中间加入谈话，正的邪的甜的咸的天马行空。

你总是太认真又太天真，芝麻小事也能庄严肃穆谈一篇“上层建筑”

之类的宏论，而黄宪钟正好是你的反面，像个冷面笑匠三言两语把你从上层建筑踹下来，你一辞穷就挠耳抓腮继而放纵大笑，两坨颧骨耸动，咧个大嘴笑得地动山摇；我习惯聆听，偶尔配几句惊人之语助兴。

那段时光多么美好，真像几个无用武之地的流浪汉半途凑合了，齐手在胭脂盆地打下山寨安身，颇有几分绿林侠盗的调儿。

外人很难想象一本华贵的文学杂志、一间装潢典雅的大办公室里，居然窝出草莽气息浓厚的小型梁山泊。

大概从那时候起，你们没当我是女人，我也压根儿不把你们当男人。

你不能算是好编辑，熟练的编辑是一种熟练的自我消耗，巨细靡遗地溺在琐碎的编务里忽生忽死。

看得出来你绝非坐领一份薪水稳稳当当爬升就能安顿生命的人，最大的热情在电影、时事，尤其政治。

那时空气仍然沉滞苦闷，长期被扼喉似有喑哑之忧又隐然是呐喊前奏，从你的谈话，我感觉你对这个社会下过苦功，有一番深刻剖析与沉痛反省，你关心整体命运超过一个编辑该关心的或学成归国的男人该谋求的。

我开始欣赏你，一点一滴从你身上看到知识分子高贵的光芒，忠贞于良知的光芒。

介安，你帮助我看到自己的匮乏与迷惘。

有一天，我问你哪里可以找到解构主义的书，那阵子俨然是显学。

没想到第二天，你搬来一大摞福柯著作，简直超出我的需要。

后来才知道你回国后，书籍装箱分置几处，这表示那天晚上你为我分头找书，把朋友的一句话当作重要大事，你不吝啬与人分享所学所知。

我还记得有一回你搬来幻灯机，把跑遍台湾拍来的幻灯片依序打出，从梯田中耕耘的水牛、少数民族部落、改建中的农舍、高雄加工区女工下班车阵、出口货柜、台北玻璃帷幕大楼……赫然是一部慢动作台湾成长史。

我预感你不会在《联文》待太久，你像一匹壮硕昂扬的汗血马寻找征场，而一九八五年，台湾尚未“解严”

。

介安，如果人生总是平坦顺遂，无重击或死别，我们很难从荒烟废墟中体悟生命曾经多么甜美，友谊如此珍贵。

就像现在我回想往昔，所有的细节回过头来刺痛我的心，当时处身其中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在才发觉无一不是慷慨的礼物。

你几乎变成我的数据库，那阵子着实从你那里获得不少因政治禁忌而无缘阅读的书籍，第一部看到大陆电影是在你家放的《牧马人》。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两个朋友带来丰厚礼物，你带给我知识食粮，当我匍匐于匮乏与迷惘的隧道中，你像一个热情路人掏出所有食物放在我的面前。

介安，没有知识就没有思想。

你邀我读书。

离职前，私下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读书会，你想带领几个有潜力的年轻学生念点书，希望我参加。

前后维持半年，每周一两回，在我家或你家，有时在你的朋友的办公室，仔仔细细研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晚上的你与白天办公室中畅快笑闹的你判若两人，严肃、热切，恨不得掏空自己与人分享。

从《国富论》到新马诸大家的研读，虽未直接反映在我的创作里，但已为我凿出另一双眼睛去理解世界的变动。

你免费做这些。

你走后，任职报社的蔡先生告诉我，当他还是政研所的学生时，你同样带领他们围桌聚读，甚至躲到深山僻屋，闭关数日读书、辩论、翻译LouisAlthusser的著作。

他说你是个播种者，恨不得以身作薪，用实际奉献激**年轻学子的视野。

介安，你所做之事在当时仍会招来紧迫盯人的麻烦，而你依旧不求任何回报，不断为年轻朋友擦亮知识与行动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