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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第2页）

哀帝接受此建议，改三公称谓，将此时外戚王根所任的大司马骠骑将军更名为大司马，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而原本的丞相一名改为大司徒。

哀帝元寿二年，正式废除丞相一职。

丞相职位的废除，进一步标志着内廷政权的扩大。

所以汉代官职的延续和发展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外戚专权的崛起。

汉初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

察举制的意思是通过考察后进行选举，也是在秦以前的乡里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道：“察举制的建立，对于否定世袭制，打破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央政府由军功地主一手遮天的状况，对于国家急需人才的选拔，对于西汉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东汉时期设立征辟制，配合察举制成为政府主要的选官制度。

但是到了后期，察举标准笼统且操纵权在地方长官手中这一弊端暴露出来，成了世族地主把持政权的工具，也成了外戚扩大权力的辅助工具。

一朝建立初期制度是极度不完善的，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

。

埋完一个坑又挖了另一个坑，所有制度的设立之初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和社会的需要。

旧制度一旦出现了纰漏，影响到社会发展甚至让社会倒退，就需要改革或者废除。

在此过程中或是设立其他制度准则以求补全漏洞，其关键仍旧在于它的建立者是否有能力掌控这些辅助制度衍生的权力，而这些制度是否又有效地约束皇权，用这种双面平衡促使国家呈现良性的发展。

纵观汉朝的制度，既没有对皇帝起到合理的约束，皇帝也没正确地把控这些辅助权力。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汉朝政府组织有一观点：“汉朝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对皇帝约束的制度和机制，致使人亡政息，政随人走，政治好坏清浊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好坏。”

这些皇帝年幼不能掌权也好，昏庸无能也罢，外戚的生长离不开这些政治大背景下的层层制度更替，毕竟这股势力的兴衰直接还是取决于皇权。

◇后妃——外戚专权的助推器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孙子兵法·火攻篇》

战胜之后，赏罚不及时，造成士卒不知道该干吗，于是财竭师老不得归。

军事胜利过后必须要有政治胜利，否则，军事胜利反过来会变成灾难。

每个朝代更换初期，帝国建立后必须首先犒赏这些一起打下江山的元老，如先秦的按军功授爵，汉初的异姓王、同姓王等受封群体，这是一个固定的规则。

汉初建立时，汉高祖刘邦为了犒赏一起打下大汉江山的功臣，大封其为异姓王，包括韩信、彭越、英布等人。

此外，还封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

这些异姓王的存在，严重地威胁到了皇权，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

先是战后安抚民心大肆封赏，接下来便是要将这些隐患一一诛除，历史上这些开国元老的命运都如出一辙，难得会有几个懂得急流勇退，能够安享晚年。

协同亲族铲除这些异姓王后，同样也要遵守“封赏原则”

，封同姓尤其是亲生儿子为王，将其立为外藩。

然而，事与愿违，在权欲面前，这种血缘关系也是不足以依靠的。

大家同为皇子，且我这些藩王护国有功，凭什么按照一纸遗嘱你就必须成为权力的中心，我们就得处处受限？这些非出一母的皇子皇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在隐形中对坐拥皇权的人起到了一定的威胁。

此后的朝代中不断有皇子篡位的事情发生，为了抑制这些威胁，异姓王不可信，同姓王亦不可信，那么就将视线转移到后宫母系家族人员身上。

“孤儿寡母”

的局面迫切需要这些家族群体的支持，以此保证皇权的维护和巩固。

先是太后掌权，继而东汉时期外戚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他们就必然是“贪孩童以久其政”

，也就是说要故意立年纪幼小易于左右的皇室后裔为帝。

自章帝以后，所立皇帝最大不超过十七岁，最小的不过百日。

皇帝幼小，皇太后就有理由援例临朝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