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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第7页）

从此消彼长的角度来说，如此庞大的武装队伍在皇权中心附近聚集，对中央朝廷会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和威胁。

从财政影响上来看，这些地方土地贫瘠，人烟稀少。

这里的藩镇不像河朔那样富饶可以自给，所以军饷自然耗费巨大，结果唐政府“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

来补给西北边疆藩镇。

但是唐廷后期财政上严重不足，加上西北藩镇的节度使几乎都是武人，某些军帅的苛刻暴敛，引起不少边军动乱，这成为西北藩镇骚乱的重要原因。

但这与河朔藩镇的割据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些骚乱并没能对唐廷构成严重威胁，并且他们还是防遏蛮夷进犯的主要力量。

边疆型藩镇仰给度支的情况，一方面固然加强了其对中央的依赖；另一方面则由于供馈不足、衣粮欠缺以及节度使的暴敛而频频引起边军动乱。

在边疆型藩镇的四十二起动乱中，这类兵变达二十九起，占全部动乱的百分之七十。

可见，边疆型藩镇只是唐廷的一种不稳定因素，总体来说，这些藩镇不属于割据藩镇。

（四）东南型藩镇

东南型藩镇的存在意义比较突出，因为地域关系，管辖浙东、浙西、淮南、江西、福建、湖南、荆南等地区的藩镇，由于经济发达，是唐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几乎成了唐中央赖以存延的经济基础。

所谓“唐立国于西北而置根本于东南，屡经大难，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

，所以唐朝必须牢牢控制好东南藩镇，限制东南诸道的兵力。

因为如果兵力增长，再加上经济优势，东南的藩镇一旦反抗朝廷，比前面三大类型的藩镇更加危险。

对此，朝廷做出的应对方针就大肆压制该地区藩镇的军队，比起西北边疆藩镇的统帅，这里的藩帅多儒士而少武人。

这样，有效地限制了藩帅在本镇培植盘根错节的势力，保证了中央对东南藩镇的控制。

广德、乾符间，东南型藩镇动乱仅十二起，占这一时期全部藩镇动乱的百分之七。

因为军队少、军饷少、财赋多，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多，中央对东南藩镇的控制自然牢固，因此“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

各大类型的藩镇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同在大唐的天空之下，就如同唐朝生出的几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总会有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关系。

它们内部的动乱和互相之间的相持，也在一定层面上维系着整个大唐江山的延续。

同样，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统治阶级的矛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藩镇与朝廷的离合是统治集团内部功臣、宦官、相权和皇权等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而不单单是中央和地方关系这么简单。

◇宪宗削藩

藩镇割据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

，藩镇割据的主观原因是自安史之乱开始，整个中原兴起了“否君臣之节，营自家社稷”

的思想。

（一）平定剑南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唐宪宗李纯登基。

因宪宗自小便熟知太宗、玄宗之盛，欲复大唐之威，“志平潜叛”

。

他早就看不惯那些藩镇的飞扬跋扈，所以，自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削藩战争。

公元805年八月，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他的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代理节度使）。

当时宪宗李纯刚刚即位，打击刘辟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在同年十二月任命他为节度副使，代理节度使事。

刘辟立刻骄横起来，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宪宗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于是得寸进尺，公然向朝廷要求得到三川之地。

宪宗给刘辟的答复是——门儿都没有！

于是刘辟叛乱，让宪宗打响了“削藩”

的第一枪。

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