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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第2页）

因此，元朝问鼎中原，遇到最头疼的问题是对于辽阔疆域和不同人口的治理，毕竟一方是野惯了的草原汉子，一方是儒家文化催生的文化人。

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将全国人口进行划分：

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

；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

；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

或“蛮人”

。

当最高等级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汉人南人发生冲突时，不管是非对错，南人汉人都不能反抗。

除此之外，元朝还利用各种手段严加防范汉人，大肆掠夺民间财富，压抑汉族士人，搞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起义不断。

（三）行省制度的设立

鉴于唐朝设置的节度使权力过大，导致国家动乱，宋朝时期重文抑武又导致军力疲弱。

元朝总结历史经验，开始实行行省制度。

这算是积极的一面，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使大权收归中央。

本着既不分割权力，又维护国家平稳的原则，元朝实行了行省制度，进而更好地对国家进行控制管理。

至于权力的划分是否会威胁皇权，这里稍作阐释：元朝在地方上实行行省制度，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初期是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后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

元朝朝廷将地方的统属权委付于行省部门后，并没有让行省独立行使军权，在各个环节对其进行限制。

而且调动行省所属军队的批准权，集中于皇帝一人，整个行省只能遵照朝廷的号令行事。

因此就不会出现像唐朝那样藩镇割据威胁皇权的现象。

这样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在行政区域划分和权力制衡方面，元朝统治者的谋略算得上是非常高明的。

仍旧是老话重复，制度本身无好坏之分，重点在于施行的人。

在元朝中枢，权力体系变化特点之一是相权的重新加强，这是相权削弱的大趋势中一个相对短暂的反复。

元朝废除三省，实行一省制，只设中书省，六部归入中书省。

这样，提高了行政效率，能加强对辽阔国土的管辖，但由于宰相权力过大，从而也引发了政局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