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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首辅太监共天下（第5页）

打小报告的机会就给了进言的大臣以极大的发言权，使其能够言他人所不能言，极大拉近了皇帝与密疏进言者的关系。

因此密疏进言是一种极大的特权，也屡遭诟病。

（四）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开常务委员会）

这是内阁权力由内廷转向外廷的一种体现。

内阁会议由内阁、六部、六科、九卿等共同参与，定期商讨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

（五）经筵进讲之职（皇帝的内训师）

即为皇帝讲解治国、施政、立身、正心之道。

每月三次。

另有日讲。

从这些顾问的职责可以明显地看到，即使是废除了宰相一职，从内阁票拟之权看，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有时甚至超过了过去的宰相。

如《明史》记载：

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肖镃半之。

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

——《明史·陈循传》

连皇帝都要贿赂内阁大臣，不就是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嘛。

虽然通过贿赂内阁大臣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属于另一问题。

而行贿本身，却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的限制作用。

故有批驳：“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因为职权的空前放大，这些内阁大臣们逐渐派系林立，各成一体。

同时对于诏书的实施也得经过内阁，职责第二条就讲过内阁大臣有不奉诏、封还的权力，致使内阁和各部僚的联合对皇权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皇权虽高度集中，又在另一方面被层层限制。

随着皇帝对文官群臣的不信任，捡到大便宜的就是当时的宦官。

宦官权力的卷土重来，说明钳制内阁的另一股力量也随即出现。

内阁制度放在朱元璋和朱棣这种“老黄牛”

身上是难出纰漏的。

可是后期长在深宫中的皇帝们由于贪于逸乐，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严格按照制度办的时候很少，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的宦官“批红”

，致使有时大权旁落。

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

明代内阁等制度在皇帝完全怠政时受宦官影响很大，“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

。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即使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尤其是到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这样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怠政慵懒的皇帝时，政府也能正常运转，不至于使国事荒废。

也正是因为有了内阁制这一有效的体制，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得以以一种较为安定的模式运行下去，让明朝延续了两百多年之久。

但制度本身还是得靠人去运作，再好的制度用在坏人手里，也会加速这个朝代的灭亡。

内阁制度设立后，如果皇帝怠政，首辅也将几乎完全掌握国家的大权。

他们又会怎么在这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叱咤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