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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9（第1页）

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

颁发仪式上的答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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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严的德意志古典音乐声中，在著名人物的参与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交流协会授予我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光荣。

我衷心感谢国务秘书卢孚斯博士代表国际交流协会为这次授奖所作的致辞，我同样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任驻华大使、我并与之结下深厚友谊的维克特博士在他的讲话中对于我的称赞。

我特别衷心感谢联邦外交部长根舍阁下，我从他的手中接受了这个奖。

我看这个艺术奖不仅是对于我个人多年来介绍德国文学，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所做的工作的一种奖励，它也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发展和加强。

回想半个多世纪前，我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柏林和海岱山（10）听过雅斯贝斯（11）、斯佩朗格（12）、宫多尔夫（13）、佩特森（14）那些著名教授的讲课，从德国的文学和哲学中吸取过有益的精神营养。

在四十年前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在大学里教书并从事诗与散文的创作，除祖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思潮推动我前进外，歌德、里尔克、尼采的著作也曾给我不少的鼓励。

那时中国文化界对德国文学还相当生疏，我起始试译歌德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尼采、里尔克的诗，写介绍歌德的文章。

三十七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大学和高等学校逐渐设立了德意志语言文学专业，我得以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讲授和研究德国文学，翻译海涅的诗，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看到通晓德语、研究德语文学的人一代一代地成长起来，他们中间有人已经是有成就的日耳曼学者。

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中国的读书界不仅能读到莱辛（15）、歌德、席勒、海涅的名著，也能读到格里美尔豪生（16）、克莱斯特、毕希纳（17）；不仅能读到亨利希·曼（18）、托马斯·曼、黑塞、安娜·西格斯（19），也能读到里尔克、卡夫卡；尤其是康德、莱辛、黑格尔等人的美学著作在中国文艺理论界受到高度的重视。

近十年来，人们对于德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外感兴趣，一些新的理论如接受美学、阐释学等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与上述的情况相比，我过去所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

在德国文学丰饶的领域，我常常把我比作是一个“导游者”

，我把“游人们”

领进这个区域，在这区域里能有更多发现、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导游者”

，而是真诚的“游人”

——在中国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的日耳曼学者。

今天我不可能罗列事实来谈中国如何接受德国文学那样的大课题，我只想简略地谈一谈德国文学怎样被我接受，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们与文学作品的接触，无论是本国的或是外国的，类似人际间的交往，有的很快就建立了友情，有的纵使经常见面，仍然陌生。

友情也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朋友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所谓“有共同的语言”

；一种是性格相反，却能从对方看到自己的缺陷，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这两层比喻可以作为我和外国文学关系的说明。

“五四运动”

发生后的第二年，我从一个旧制中学毕业。

在这以前，我对外国文学一无所知。

可是当时由于新文学成长的需要，外国文学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我也就渐渐读到莫泊桑、都德、屠格涅夫、契诃夫、显克维奇、施托姆等人的小说，其中个别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

但我反复诵读，对我发生较大影响的是郭沫若译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部小说，现在很少有人阅读了，可是二十年代初期它在青年读者群中的流行却超过同时代其他外国文学译品。

它在短短的几年内，再版的次数很多，重译的版本也一再出现。

其原因是“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