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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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02（第7页）

到20世纪30年代初，反法西斯组织作为法西斯情报机关的主要监视目标已经基本被瓦解。

因此，不支持法西斯的人或者不符合法西斯理想标准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法西斯情报机关的监视目标。

法西斯当局不承认同性恋的存在，将同性恋定为非法行为，监视抓捕同性恋男子。

此外，精神病患者、酒瘾患者、皮条客、放高利贷者、虐童者、毒贩和“耶和华见证人”

教派信徒也在被监视抓捕之列。

20世纪30年代，城中人心惶惶，居民活得谨小慎微。

然而，惶恐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有法西斯背景的罗马富人就过着比其他人从容得多的日子，这倒也符合法西斯当局的一贯作风。

1936年，乔治·莫斯是一个刚从德国逃亡到意大利的犹太难民，有一次坐火车，同行的乘客都是些衣着光鲜的有钱人。

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开始讲墨索里尼的笑话，全然不顾坐在不远处的一位卡宾枪骑兵，吓了他一身冷汗。

果然，那位卡宾枪骑兵冲他们走了过来，莫斯害怕到了极点，结果发现他也加入了讲墨索里尼笑话的队伍。

要是讲这些笑话的人是穷人、醉汉、精神病患者、懒汉、长舌妇或老左翼分子，那事态就真的严重了。

换句话说，像墨索里尼的父亲一样有明显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和像年轻时的墨索里尼一样的左翼分子都不能讲这类笑话，否则就会招来大麻烦。

对这类人来说，哪怕芝麻粒大的事情，也能招来大麻烦。

1937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一位中年锡匠和一位名叫鲁杰里·莱吉的前无政府主义者跟朋友在科罗纳里广场上骑旋转木马，玩得正尽兴，一个公务员带着一队黑衫军关停了旋转木马。

莱吉喝得醉醺醺的，冲黑衫军士兵抱怨道：“我是自由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才不在乎法律呢。”

莱吉后来被当局流放国内三年。

意大利北部，有人被当局流放国内一年，只因他将自己的宠物兔放在一家餐馆的桌子上，然后对着宠物兔说：“墨索里尼，麻利点儿。”

1938年10月，罗马犹太人开始感受到法西斯当局的不信任。

在此之前，尽管法西斯官员中不乏激烈反犹人士，但是当局仍对犹太居民实行宽待政策。

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中不乏犹太人。

罗马的副警察局局长就是一位出身于罗马犹太社区的犹太人。

后来，墨索里尼急于向盟友希特勒看齐，在1938年批准了《种族法》，一切都变了。

不久后，意大利的《种族法》就青出于蓝，变得比德国的《纽伦堡法令》严苛得多。

次年，《种族法》更加严苛。

犹太人被禁止在军中任职，被禁止担任警察或各类学校的老师。

有些法条十分狭隘刻薄，比如禁止犹太人在海边度假和乘坐有轨电车。

有些法条跟前几个世纪教廷当局出台的限制措施如出一辙，所以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体面的职业和经营商店。

法西斯当局只允许犹太人摆摊卖些杂货。

后来，就连摆摊也被禁止了。

当局出台的绝大部分政策都体现着墨索里尼的个人意志，所以总会赦免某些群体，此次针对犹太人的政策也不例外，比如参加过“一战”

的犹太伤兵就被特别赦免。

意大利王国曾救犹太人于水火之中，他们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有不少犹太士兵曾在“一战”

期间为国出战。

法西斯当局总是吹嘘自己仁慈，不会动辄处死站在当局对立面的人。

不可否认，对待政治犯法西斯当局很少动用死刑。

自1926年至1943年之间，意大利有25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

尽管法西斯当局不取人性命，却热衷于摧残人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