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宋石男 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第2页）

个人本位缺失，还有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

经济方面，个人从属家庭、宗族，在血缘集团中主要是依赖或扶助关系，而非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政治方面，古代中国人从未有独立的公民身份，个体地位取决于三纲五常。

文化方面，浸**儒家和谐观念的社会，缺少与公权抗争的文化资源，个体更多是内省而非外扩，因此不能“拥有建立完整人格的期望”

（马克思·韦伯语）。

权利观念匮乏

个人本位缺失，已经是个人权利的先天致命伤，何况古代中国又极乏权利观念。

夏勇说，中国人的“天理”

就是中国式人权观念，政府的责任就是人民的权利。

西方的人权概念是政府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中国则主张政府应为人民做些什么。

西方人权是法律语言，中国的人权则基本是道德语言。

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只能有义务的观念。

因此，在古代中国，民众只有交纳赋税、服役之义务，而无参政议政之权利（这与西方近代形成的“无代议士不纳赋税”

形成鲜明对比），更别说拥有马歇尔归纳的三大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

当说，中国传统政治中也有好的一面，如讲仁，讲义，尊重生命，尊重生存权等，但都是从责任和义务的层面讲，而非倡导百姓去争取权利。

制约统治者的手段，主要又不是法律及分权制衡，而依托于儒家伦理和道德期待。

伦理和道德不是没有约束力，但相当有限，而对“圣主”

的期待，更是几千年中国政治的致命伤，无异于先将百姓的头颅放在铡刀之下，再期待来执行的刽子手忽然变成活菩萨。

礼法、宗法之二元约束

日本人浅井虎夫指出，中国古代法律有二元性，那就是国家制定法外，还存在家族法，也即所谓宗法。

古代中国制定法律，讲究“出礼入刑”

。

礼与刑结合，大约在西汉，董仲舒等将说经与解律结合，建立所谓“春秋决狱”

的传统，实质即礼刑结合。

按瞿同祖的研究，中国法律之儒化是渐进的，萌芽于汉而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经隋唐后便成为法律正统。

礼的主要内容是确立尊卑贵贱秩序，本质上与法治的平等精神相悖。

在礼法之下，道德和法律往往互相混淆，且常以法律的制裁，代替道德的制裁，浅井虎夫认为有两大弊害由此而生：“一以失法律公平之要义，遂至有不能适用之处，而完全丧失法律之效力；一以畏避外部之强制力，而其中心之服从苟免而无耻，遂至并道德而灭绝矣。”

申言之，礼法之弊主要有二：一是国家利益至上，漠视个人利益。

法只制裁异端，而非保护权利。

中国古代法律始终以刑法为主，绝少见民法踪影，因此本是民事纠纷，也只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观念来制裁或调节。

自先秦李悝《法经》到清代《大清律例》，一直如此。

西方早期也是诸法合体，但从罗马《十二铜表法》开始，就确立了法典中民法的主导地位，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则已基本摆脱以刑法手段来调整民事关系。

二是“保护不平等”

，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而礼法却要保护且强化这些不平等。

事实上，家族和阶级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