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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城镇化或城镇神化（第2页）

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释放出原材料、能源、机器设备，民营企业由此在市场上获得了生产所需的投入品。

在这个资源从农村到城镇、从国有到民营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既没有政府规划，也没有政策扶持和指导。

政府做的只是打破计划体制，一只“看不见的手”

——市场无声无息而又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城镇的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指导了城乡资源的流动与组合。

这里所说的价格信号不仅指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包括资本回报率和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

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

企业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力图实现成本最小的投入品组合。

这导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

农民一定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

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

“无心插柳柳成荫”

，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结果。

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顾“傻子瓜子”

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

设想当初若无小平同志的过问，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见，以“走资本主义道路”

为名，将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

而没有民营企业，进城的农民到哪里去就业呢？那时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而且没有计划指标，不能擅自雇人。

如果没有那时的民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今天的城镇化率又会是多少呢？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随着企业与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聚集效应越来越显著，城镇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产生聚集效应的，依然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

城镇的聚集效应

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

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至少可以产生下列几项效应：

一、规模经济效应。

企业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厂房、设备、办公楼等。

企业的产量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出上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产品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

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由于需要众多的员工，大型企业不可能建在农村，只能设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

城镇因此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二、社会分工效应。

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以现实中的缝针生产为例，说明专业化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如果将缝针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磨尖、钻孔、抛光等几道工序，和一个工人从事所有的加工相比，每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可增加产量数十倍。

在长期的专业化工作中，技工积累了知识，不断改进操作技巧，其效率远远超过样样都干而无一精通的多面手。

不仅如此，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工序有利于机器的应用。

制造能够完成所有工序的机器，不仅设计难度大，而且成本也会很高，但在单个操作工序上实现机械化就容易得多。

如同企业内部的分工，社会上企业之间的分工也可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言而喻，企业内部分工以工人聚集在工厂为前提，而社会上的专业化分工则需要工厂在某一地区内的聚集。

毫不奇怪，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工厂诞生在城市，城市的扩张又为更大规模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