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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第2页）

，坚持“不右倾，不左袒”

时，无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

气和“学生腔”

。

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他好好的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顾，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终于锒铛入狱，成了有名的“七君子”

之一。

更让我忘不了的是1927年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分守己，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

——《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

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

他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

这样的往事今天听来仿佛天方夜谭，那年头却确实发生过。

要知道，那时与“四一二”

屠杀相去不远，黑云压城、血腥弥漫，上海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

气，凭“傻”

劲，谁会去干这样的“傻”

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

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

1974年，在泰山压顶、沦入地狱的日子里，章乃器仍然说出了这样“学生腔”

的话。

凭他这样的性格，后半生的命运自然早已注定，聪明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绝喊“万岁”

的时代，只有“傻瓜”

还要坚持做人的“原则”

，还要自己“动脑筋”

。

然而正是在章乃器这样的“傻瓜”

身上，后世的人们才看到了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的一点气节，一点做人的尊严。

我曾写过一篇《“傻瓜”

推动文明》的小文，认为每个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浪费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国式的犬儒哲学、乡愿哲学为荣，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就少有特立独行者，少有甘做“傻瓜”

，以“傻”

为荣，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人物，这样的人即便出现了，也往往是以悲剧收场。

难怪鲁迅会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质言之，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凡事认真、认死理的“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