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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 我爱苏东坡（第2页）

虽然在他身后有“文忠公”

的谥号，却并非彪炳他的道德力量。

苏东坡一生口无遮拦，每每因言获罪。

皇帝和太后们总是因为他的才能而青眼有加，却从不曾认为他如何为儒家伦理道德锦上添花。

他也不曾获得过文学方面的最高评价。

历来文论称他是文豪，天才的诗人、词人。

但在诗歌的最高评价上，历史上曾有过的“诗圣”

、“诗神”

之类，从不曾将其列入其中；就词人而言，前有李后主、冯延巳；同有欧阳修、柳永；后有陆放翁、辛弃疾，也不曾认为他代表词的最高水准。

而就文赋而言，他的《赤壁赋》等作品的确千古传诵，但文学史或者政治史上，也不曾标榜他开拓或者登顶了某个高峰。

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为同僚所称颂，为百姓所爱戴。

但代表他那个时代的人却是王安石和司马光。

他没有提出改变了政治历史的制度变革，也不曾使宋代的政治因他而繁荣或衰变。

虽然元祐党人碑留下了亘古的记载，但是以他为首的整个名单却是良莠不齐、毁誉参半。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苏东坡成为如此迷人的一个角色，以至于当中国的历代文人论及苏东坡的时候，唯留下会心的微笑、温暖的襟怀和诗歌的**？

有一次苏东坡饱食之后扪腹问家人肚中有什么。

家人朋友各个道来，他一一摇头。

最后他钟爱的侍妾王朝云笑道：乃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他却大笑称是。

这恐怕就是苏东坡的夫子自况了。

如果不算唐突的话，我以为苏东坡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

文人的概念并不同于文学家、诗人、政治家等等这样的职业分野，而更多的是混合了伦理责任、个体性情、才学造诣、政治追求、生活艺术等等人生各个层面的一种综合体。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更追求这样一种综合的评价。

苏东坡的个人性情乃是中国文人历史的珍贵财富。

他的个体主义思维，在重重压力之下的中国知识人伦理结构中，实属罕见。

他在文字之中固然也从来有忠奸之辩，但是在个人性格的追求之中，他从来不曾为君父伦理所固囿。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这样的自诩，整个地排除了庙堂和江湖之间格格不入的系统，而个体的性情选择突兀而出。

在中国历史之中，有如此浩**之气，不肯以家国或者山野作为进退选择而画地为牢的，屈指可数。

他自然也是儒家伦理教育出来的人臣，但儒家伦理从来就不能够统治他内心的自然自由。

他一生漂移在儒道佛三家之中，自在无碍。

他少年入仕，贬谪八方，在他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他都要兴水利，振民生，布慈善，轻徭税，履行他作为官员的职责，并且广受治理地方的爱戴。

然而他并没有耽溺于此中，在生活最艰险的时刻，他却总是能放下内心中的阴郁与沉沦，寻找出生活新的乐趣，酿酒造食，种田浇园，乐此不疲。

他前后娶妻，蓄有一妾，终生和乐。

与弟弟的友情一生，唱和安慰，可为楷模。

融合生活起落之中的内心自由，恐怕才是他终极的伦理责任，而不是孔孟之道对于家国天下的过分用力。

苏东坡少年即名满天下，可是他却从来不惜文吝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