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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 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第2页）

我问他。

“自己所剩时日不多，只希望能将分分秒秒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他答。

2012年8月底，在最后一封邮件里，他又纠正了一个媒体对他的惯用评价：“郑先生，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澄清：虽然和进步学界颇有来往，我的首要身份一直是社会运动者，不是学者，更无著名之可能。”

从日据时代到两蒋统治

1937年，黄文雄出生于台湾新竹。

此时，台湾尚处日据时代，他的父亲黄耀辉毕业于台湾工商学校，是当地一名技术官僚，也是小有名气的工程师。

爷爷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极为痛恨日本当局，他一度不允许黄耀辉进入当局推行的“国民教育”

体系。

在黄耀辉考上台湾工商学校后，他一如既往地反对。

但当身着日本文官服饰、挂着佩剑的日本籍校长，亲自下乡出现在他面前，极为谦和地表达了尊重后，这位生于清朝的长者做出了让步。

在黄耀辉毕业后，年仅二十一岁的他被日据新竹州政府延揽，成为建设局文官，允许穿上文官服并携带佩剑——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待遇，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台籍文官屈指可数。

黄文雄的母亲则是名门之后，她是新竹两大望族之一“内公馆”

林占梅后代林家平的大女儿。

此时林家虽然大不如前，但是依然住在新竹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楼里。

在黄文雄略微懂事的年纪，盟军开始轰炸台湾。

他开始隐约觉得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有些复杂。

他的长辈们夹在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艰难地在日语、汉语、闽南语间转换。

某日，一位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日本“少年神风特攻队”

的少年来到他所在的村庄。

这位少年已经没有往日颈系白毛巾、挥舞着军刀、唱着高昂军歌的风采。

他第二天将上战场，驾着木制飞机飞向盟军，然后在火光中燃烧自己的生命。

而他此行便是希望在这个村子里买一只鸭子，带上飞机，一同战死。

但村子里的人都讨厌日本人，没人愿意卖给他。

最后，黄文雄的母亲，那位精通日语的大家闺秀替日本少年四处说情，才帮他买到一只。

“至今，我还记得他手捧小鸭子含泪离去的身影。”

黄文雄说。

日据时期，黄父像是个“近乎宗教狂热的现代化推行者”

，受到严谨的日本同行的深刻影响，家里堆满了井然有序的设计图和测量资料。

他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永远被晒得黑黑的，计算尺和笔记本永远随身带着，吃饭时要是想到什么也会拿出来比量。

1945年，台湾光复。

黄父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这个优秀的技术官员可以参与台湾“回归祖国”

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了。

但很快，失望开始蔓延。

他发觉自己的奋斗是那么孤立无援，总是被吞噬进宏大空洞的计划中。

建设局里不断有大陆来的官员进驻，一位国民党籍官员为了装修会客室，将工程档案搬到走廊上，让材料任由风吹雨打。

两年后，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二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