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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 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第8页）

罪起诉。

在拘留所里，他认为自己见证了当年美国人反越战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改变，比如这场运动让许多美国人对第三世界的反对者有了更多同情和支持。

在好几个拘留站，他们受到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甚至所经之处，还有人举起拳头向他们打招呼，以示加油。

而相同囚室里，大多都是政治犯，包括反战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成员。

直到今天，他还清晰记得在牢中的时事辩论会。

由于涉及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定得很高，黄文雄需要十万美元，郑自才需要九万美元。

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

但不到三个月，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为他们成功募款，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保释。

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对此事的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生难忘，以至于此后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体制向台湾本土年轻人开放，李登辉、连战、吴伯雄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进入体制。

随后到来的所谓外交危机也化作改革的动力，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台湾最终走向解除戒严体制。

一些美国人主动递上援手。

为黄、郑二人辩护的律师中，一位律师的女儿也因反战案件被联邦政府通缉，另一名律师是调查纽约警察贪污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名前检察官。

康奈尔大学几位社会学家则制定了一套陪审团筛选方法，以帮助辩方律师。

但是最终，黄文雄和郑自才选择了弃保逃亡。

他们得到了负责出入境工作的几位外国朋友和台湾老乡的帮助，顺利在FBI的监视下逃亡。

有关逃亡的过程，黄文雄自称“十分精彩，是自己报废前必须好好写下来的故事”

。

但还未来得及向包括我在内的采访者详细描述，他便被医生禁止外联了。

逃出美国后，郑自才在瑞典被发现，此后被引渡到美国，服刑一年多后，被假释出狱。

而黄文雄则在欧洲游**了二十五年，直到蒋经国在临终前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塞子后第八年——1996年，黄文雄得以回到台湾。

这一年，他在回台公开身份后接受的第一个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问：“现在最想说什么？”

他说，想向当年美国的女友道歉。

要做怎样的反对者？

有关欧洲流亡的故事，黄文雄一直守口如瓶。

他只是一直强调为了不让自己暴露：开车十分小心，生怕出事，同时也不会去酒吧喝酒；实在想家，也不敢给家里电话。

1992年，流亡期间的黄文雄主动找上在欧洲访问的“国大代表”

、反对党的要角陈菊。

陈菊回台后于《自立早报》刊载《二十一年生死两茫茫——喜见刺蒋案黄文雄志士》一文，台湾人才首次得知黄文雄“别来无恙”

。

四年后，黄文雄回到了台湾。

虽然早在四年前，李登辉就已经宣布解除海外黑名单，但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未抱太大信心，黄文雄选择的入境方式是偷渡。

此时他的母亲已卧病在床五年。

黄听从弟弟的意见，与母亲见面时，扮作弟弟从美国归来的朋友兼推拿医生。

但他没想到的是，已经二十六年未见的母亲很快就认出了他，和他对望着。

也许是看出黄文雄情绪上的激动，在他为母亲按摩脚的时候，母亲用脚趾夹住他的手指，眼中有一闪慧黠的光芒。

“母亲似乎在告诉我，我们得先骗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