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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卡夫卡（第2页）

愤怒的菲莉斯叫了几个剽悍姐妹以虚拟法庭的形式审判了奥地利陈世美。

这一幕后被卡夫卡转化为文学形式，构成了《诉讼》的主体。

之后卡夫卡又有过几次婚约，但都无一例外地被他解除，婚姻并不能给他安全感，相反还褫夺了灵与肉的双重自由，因此卡夫卡终其一生都游离于婚姻的城堡之外。

或许有些人天生不适合结婚，有着世上最焦灼灵魂的卡夫卡尤为不适合。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以绘画大师高更为原型塑造的斯特里克兰德，是卡夫卡的同类，只不过前者决绝，后者决绝加自责，也因此更敏感、更痛苦。

离世前一年，身染肺痨的卡夫卡在某疗养地看到了一位正在杀鱼的女孩，说了一句话就改变了她的一生。

“如此美丽的一双手，却干着这么血腥而残忍的事。”

卡夫卡说。

女孩放下刀，红着脸消失了。

翌日，老板嘟囔地说，朵拉要辞职，也不知道哪个孙子吃饱了撑的，说她的手不该杀鱼——

朵拉爱上了文学中年卡夫卡，爱情这味药让卡夫卡的病情暂时好转，然而不久就失效，卡夫卡病情恶化，并最终死在朵拉怀里。

据说临死前他留给人类的最后文字是一组写给某个陌生小女孩的信——

卡夫卡在街上看到女孩伤心地哭，原因是心爱的洋娃娃丢了。

卡夫卡安慰她，说洋娃娃没有丢，而是因为对人类的厌倦而出走，并信誓旦旦地说，它会写信给你的。

伟大的作家临死前给自己揽了一个没稿费的累活儿，每天一封信，以洋娃娃的口吻，以一颗世界上最柔软最敏感的心灵，写洋娃娃在世界旅游的见闻，写洋娃娃对小主人的思念——最后一次见小女孩时，卡夫卡给了后者一只新的洋娃娃，娃娃的衣袋里有最后一封信，上面写着：请别感到意外，旅行改变了我的模样……

共产主义捷克时期，已经长眠多年的卡夫卡被打扮成“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作家”

；布拉格之春后，自由主义者又将之包装成“反极权反专制的文化斗士”

，已成为作家的历史，和已成为历史的作家，都逃不脱任人涂抹的命运。

然而清醒的人知道：卡夫卡是个以德语写作的捷克人，基督徒眼里的犹太人，奥地利国籍的布拉格人，以及意大利公司里的外籍小职员，这些相互悖谬的身份，注定了他就是个缺乏安全感、没有归属感，至死不能摆脱恐惧的焦虑症、孤独症患者。

“疾病”

为他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那些传世的作品，然而他连自己的作品都心怀恐惧，这或许就是他遗嘱好友马克斯·布洛德，让他烧掉所有书稿的原因。

若干年后，一个年轻的哥伦比亚记者在巴黎的小旅社里读到了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兴奋地一跃而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

他叹道。

年轻人叫加西亚·马尔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