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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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加科夫（第3页）

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我和我的同事抬着一具正在失去温度的尸体去停尸房，我无声息地哭了。

因为我见证了这个人生前蓬勃的活力，因此他的死击中了我，那一刻有句话在我心里冲撞，那是约翰·堂恩说的，曾被海明威所引用，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异样的悲哀涌上来，那个人的死，就是我的某一部分的死。

如今回忆起来，或许就是那一刻决定离开的。

不久后我就离开了供职的医院，但我并没有弃医从文，而是像当年你被邓尼金裹挟一样，我被生活的压力裹挟，开诊所、做生意，直至有一天赔了个精光。

我敢打赌，那天的我，比你笔下的大师还绝望。

但我的绝望是小市民式的绝望，我那时的理想只不过是能赚到一笔钱，一笔能买一套不大的房子的钱，把妻女安置其中。

那是我第一次屈服于命运，我证明了我没有长着一颗做生意的脑袋。

这个结果令我悲哀，一种直坠谷底的悲哀。

我和你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写作，如今我做着和你一样的事，写写字，并憧憬着有一天我的文字能传诸后世，就像你的作品一样，被一代一代的人阅读。

但我知道，这有点不切实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抵达的目标。

这是因为我和你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不同，你可以忍受在生前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却依然能毫无怨怼地写下去，哪怕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构建的文学大厦在人世矗立。

“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就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

这是你说的话，在作品被禁止发表、剧作被禁止上演，甚至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时说的话。

看吧，这就是我和你最大的不同，那些是我想要的，让自己更富有，更衣食无忧，更无拘无束地活着，以及写作。

尽管我羞于承认，但必须承认，假如活在你的时代，前路看不到一点亮光，我想我会屈服的，屈服于能够让我的书稿出版的人，为达到目的，阉割自己的文字也不在乎。

可你在乎，你从来没有答应过阉割自己的作品，代价是在你死后多年才问世。

这也是我写给你这封信的原因之一。

在读过你的作品之后，一个疑窦在我身体里扎了下来，像一根刺。

我不知道在那个无比黑暗的年月和无比黑暗的国度，你是如何挺下来的，并且保持了内心的自由，最大限度的自由。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

据我所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未必比你所处的时代更残酷，但我所知道的作家，是含泪的、羡鬼的，他们奉旨写作丰衣足食，过着你难以想象的优渥生活。

这个时代，更适合谄谀者生存，而非出产揣一腔良知的写作者之沃土。

或许这段话能提供一个答案，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你说——“在苏联我成了文学旷野上唯一的一匹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染了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

说真的你的话令我惊诧，但还惊诧不过斯大林收到这封信后的结果，“伟大领袖”

居然没有勃然大怒，并随即将你肉体消灭，在那年月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要知道你的同行，写《骑兵军》的巴别尔，只因为在作协会议上说了一些话就消失了，他说“知识分子适应逮捕就像适应气候一样，顺从得令人发指”

，然后就被逮捕被枪决，至今尸骨无存，他的家人后代甚至不知道他被枪毙的确切日期。

老布，我是不是该因此感谢那个格鲁吉亚人了？否则我今天又怎么有机会阅读你的著作。

知道吗老布，除了你的作品，你的不合时宜的倔强是另一个让我喜欢你的原因。

当你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出版的权利、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工作时，你对斯大林说，“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

这是我见过的最凄凉、同时也是最有硬度的“求职信”

，“请以任何方式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