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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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声，从双杠上坠下。

得手之后，我先走出合作社。

出门的时候我打了个榧子，杨科甜腻地跟阿姨说了声“再见”

就跑了出来。

我们俩拐到背阴的墙角，把那个纸盒拆开。

偷东西的时候我没什么反应，这时候心却“怦怦怦”

地跳了起来。

杨科那双美目盯在我手里的盒子上，说：“快快，赶紧打开！”

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一条白色的带子，棉布缝制，只是这带子的连接有些怪异，两个“丁”

字缝在一起。

“看见了吗？这是兜在屁股上的。”

杨科很专业地说，“女的要流血了，就用这个玩意儿一兜，血就沾不上裤子了。”

“你拿回去给你姐得了。”

我说。

杨科有个姐，不小了，已经到了用这东西的年龄。

“我才不呢，”

杨科晃着脑袋，“我跟我姐怎么说，说你偷的？”

“那扔了得了。”

我说。

然后我从右边裤兜里掏出两块油乎乎的桃酥，给杨科一块，“我瞅你跟那阿姨聊得挺带劲儿，就顺手拿了点儿吃的。”

“神偷！”

杨科一边往嘴里塞，一边赞美我。

吃完桃酥，我把那盒赃物随手丢在墙根。

杨科瞥了我一眼，弯腰拾起来，从盒子里抽出那根怪异的带子，端详片刻，又塞进盒子里，然后刨了个小坑，像埋葬一具尸体那样，郑重地把它埋进土里。

一九九〇年的暑假，我找了个在商业大厦卖电器的差使。

我爸说，挺好，这叫勤工俭学。

他哪知道，我的目的不是挣那二百块钱，而是一台录像机。

在来大厦上班之前，我和杨科已经踩点儿多次。

大厦的第三层是卖录像机和音响的，售货员穿着统一服装，看着像国营的，其实全是私人承包。

负责卖货的都是老板雇的人，要不就是老板的哪门子穷亲戚，大多数是一个人看摊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