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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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摸了我爸的一支烟点上。

杨科走后，我躺在**，闭上眼，那个丢了录像机的姑娘跳上来，三下两下就脱去了衣裳，带着神秘的笑容与我对视，她的身子贴上来，幻化为一滴水融入我的身体……我开始有节律地颤抖。

事毕，我周身是汗，委顿至极，空乏虚弱，似乎只余皮囊一具。

半晌，我爬起来去厕所冲凉，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

杨科在电话里笑得****，“我前脚一走，你是不是就‘五个打一个’了？”

杨科弄来了一大堆录像带，那阵子我们遍览香港人、台湾人，白种人、黑种人的**。

我和杨科彼此熟知了对方的喜好，我喜欢看白种人干那事儿，他对黄种人更感兴趣。

我们的伟大友谊还体现在准确阅读对方的内心，当我呼吸急促时，杨科就会躲进厕所，关好门，过一会儿再出来；反之亦然。

很久之后，我才发觉那似乎是一个阴谋的起始阶段，阴谋的设置者就是我自己。

我是说我爸把我和杨科堵在屋里这件事。

我知道我爸那天回来，可我没告诉杨科。

大门被反锁上了，但我趁杨科上厕所的时候打开了。

那件事过去了很长时间，我对自己的怀疑才浮出水面。

如同一只捆在石头上的皮球，绳子泡糟了，断裂了，充满怀疑气体的球才升上水面，弹起来，在我内心水花四溅。

我为我的怀疑感到恐惧，那时我爸的故事已成为历史。

如今他还活着，甚至活得很好，看不出那件事在他身上留下什么难以消除的痕迹，可恐惧还是犹如刹车失灵的钢铁怪物，永远寻找着我内心的隐秘处，意图重创于我。

我的内心一直在奔跑，在躲闪，然而威胁一直挥之不去。

有时我对自己说，我爱我的父亲，真的爱。

可又一个怀疑随即蹑足潜踪而至：爱他吗？你真的爱他吗？

我清楚这种情绪会导致我无法把这个故事写下去，因此现在必须让另一个“我”

站出来，继续为你们讲这个故事。

你可以感觉一下，“我”

还是不是我的口吻。

那个海螺可真好看。

我爸从北戴河买回来的，他说这叫鹦鹉螺。

他还说：“你把耳朵贴在海螺上，就能听见海潮声。”

我把海螺贴在耳朵上，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大海的声音，惊心动魄。

他让我听海潮声的那天，是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二日。

那天还有两次惊心动魄的声响，至今还存在我的耳朵里。

第一次，是钥匙插进锁眼转动的声音，我坐着没动，杨科却弹了起来，问：“是不是你爸？”

“可能是。”

我说。

杨科像一条受惊的鱼，扑棱了一下，钻入厕所。

我爸推门进来，把旅行包放在地板上，说：“咦？怎么这么黑？”

然后他转向屋子里最明亮的物体——电视屏幕。

两团白花花的肉正缠绕在一处，“嘿咻嘿咻——”

“你，你看的是……黄色录像？”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