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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第4页）

（83）前后一共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办好这两件事。

丈量田地所用的方法，是派使臣到各州县，随其税粮多少，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会集里甲耆民，量度每块田亩的方圆，做成简图，编次字号，登记田主姓名和田地丈尺四至，编类各图成册，以所绘的田亩形象像鱼鳞，名为鱼鳞图册。

人口普查的结果，编定了赋役黄册，把户口编成里甲，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的地主十户做里长，余百户分为十甲。

每甲十户，设一甲首。

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

先后次序根据丁粮多少，每甲轮值一年。

十甲在十年之内轮流为皇朝服义务劳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时间。

在城市的里叫坊，近城的叫厢，农村的都叫作里。

每里编为一册，里中有鳏寡孤独不能应役的，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名曰畸零。

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粮增减重新编定服役的次序，因为册面用黄纸，所以叫作黄册。

鱼鳞图册是确定地权（所有权）的根据，赋役黄册是征收赋役的根据。

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这两种簿籍，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不但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被登记固定了，皇朝增加了物力和人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且有力地打击了一部分大地主，从他们手中夺回对一部分田地和户口的控制，从而大大增强了皇家统治集团的地位和权力，更进一步走向高度的集中、专制。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已垦田的数字为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仅仅隔了两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全国已垦田数字就激增为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增加了四百六十三万两千八百七十七顷。

以增垦田地最多的一年，洪武七年（1374）增垦田地数目为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来比较，两年的时间增垦面积也不可能超过两百万顷，显然，这个激增的数字除了实际增垦的以外，也包括从大地主手中夺回的漏落的田地，是田地普查的积极成果。

由于在斗争中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朱元璋的政权比过去任何一个皇朝，都更加强大、集中、稳定、完备了。

对城乡人民，经过全国规模的田地丈量，定了租税，在册上详细记载田地的情况，以及原坂、平衍、下隰、沃瘠、沙卤的区别，并规定凡买置田地，必须到官府登记及过割税粮，免掉贫民产去税存的弊端，同时也保证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十年一次的劳役，使人民有轮流休息的机会。

这些措施当然都是封建剥削，但比之统一以前的混乱情况，则确实减轻了一些人民的负担，鼓舞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推进，起了显著的作用。

朱元璋虽然对一部分大地主进行了严酷的斗争，对广大农民做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一部分大地主被消灭了，一部分大地主的力量被削弱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但是这个政权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权，首先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即使对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措施，其目的还是为巩固和强化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权。

无论是查田定租，还是编户定役，执行丈量的是地主，负责征收运粮米的还是地主，当里长甲首的依然是地主，质正里中是非、词讼，执行法官职权的“耆宿”

也是地主；当然，在地方和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

从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统治，地主首先要照顾的是自己家族和亲友的利益，是决不会关心小自耕农和佃农的死活的。

由于凭借职权的方便，剥削、舞弊都可以通过皇朝的统治权来进行，披上合法的外衣，农民的痛苦就越发无处申诉了。

而且，只要是地主阶级的子弟，就有机会、权利受到教育，通过税户人才、科举、学校等途径，成为官僚、绅士。

官僚、绅士是享有合法的免役权的。

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诉中书省官员：“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

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除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官员是贵人，庶民是贱人，贵人是不应该和贱人一样服徭役的。

十二年（1379）又下令：“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

（84）则连乡绅也享有免役权了。

在学的学生除本身免役外，户内还优免二丁差役。

（85）一般贫苦农民连饭也吃不饱，哪能上学？上学的学生绝大部分还是地主子弟。

这样，现任官、乡绅、学校生员都豁免差役，还有办法逃避租税，于是完粮当差的义务，便大部分落在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了。

自耕农、贫农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官僚、绅士、生员、地主不交的一份，他们也得一并承担下来。

因此，官僚、绅士、生员、地主越多的地方，农民的负担也就越重。

洪武一朝，长江以南农民起义的次数特别多，地区特别广；明朝二百几十年中，农民起义次数特别多，规模特别大，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