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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本主义萌芽 近代化曙光的出现（第2页）

他常说：“四民之中，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

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

（12）又说：“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左亩右犬）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

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致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

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

（13）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农村，粮食布帛棉花、人力都靠农民供给，农业生产如不恢复和发展，这个政权是支持不下去的。

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

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其税。

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

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

十五年（1382）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

十六年（1383）迁广东清远瑶民一千三百七人于泗州屯田，以上皆为繁荣起义根据地及其附近的措置。

二十一年（1388）八月山东、山西人口日繁，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置屯耕种。

二十二年（1389）以两浙民众地狭，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以南滁、和等处起耕。

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二十五年（1392）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二十七年（1394）迁苏州府崇明县无田民五百余户于昆山开种荒田。

二十八年（1395）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

到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政府收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

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处，屯田租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万五千五百余斤。

（14）凡移民垦田都由政府给予耕牛种子路费。

洪武三年（1370）定制，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给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

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

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

（15）又令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

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

复业人民现在丁少而原来田多者，不许依前占护，只许尽力耕垦为业。

见今丁多而原来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验丁拨付。

（16）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唯犁到熟田，方许为主。

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

若有余力，听其再开。

又令山东概管农民，务见丁著役，限定田亩，著令耕种。

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迁发化外充军。

二十八年（1395）令，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收田租），若地方官增科扰害者治罪。

鼓励人民大力开垦。

（17）

也有从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到内地屯垦的，如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充军的给衣粮，为民的给田土。

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多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个，开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