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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瓶梅》是嘉靖时的作品。

几条嘉靖时代若干大名士都可适用的规限，更不妙的是他指这书是“指斥时事”

的，平常无缘无故的人要指斥时事干什么呢？所以顾公燮等人便因这一线索推断是王世贞的作品，牵连滋蔓，造成上述一些故事。

康熙乙亥（1695）刻本《金瓶梅》谢颐作的序便说：

《金瓶梅》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

或云即出凤洲手。

然洋洋洒洒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

到了《寒花庵随笔》《缺名笔记》一些人的时代，便索性把或字去掉。

一直到近人蒋瑞藻《小说考证》还认定是弇州之作而不疑：

《金瓶梅》之出于王世贞手不疑也。

景倩距弇州时代不远，当知其详。

乃断名士二字了之，岂以其诲**故为贤者讳欤！

（《小说考证》二，第96页）

其实，一切关于《金瓶梅》的故事，都只是故事而已，都不可信。

应该根据真实史料，把一切荒谬无理的传说，一起踢开，还给《金瓶梅》以一个原来的面目。

第一，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要先抓住它的要害点，关于《清明上河图》，在上文已经证明和王家无关。

次之就是这一切故事的焦点——作《金瓶梅》的缘起和《金瓶梅》的对象严世蕃或唐荆川之被毒或被刺。

因为这书据说是作者来毒严氏或唐氏的，如两人并未被毒或无被毒之可能时，这一说当然不攻自破。

甲：严世蕃是正法死的，并未被毒，这一点《寒花庵随笔》的作者倒能辨别清楚。

顾公燮便不高明了，他以为王忬死后世贞还去谒见世蕃，世蕃索阅小说，因作《金瓶梅》以讥刺之。

其实，王忬被刑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初一，殁后世贞兄弟即扶柩返里，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家，自后世贞即屏居里门，到隆庆二年（1568）始起为河南按察副使。

另外，严嵩于四十一年（1562）五月罢相，世蕃也随即被刑。

王忬死后世贞方痛恨严氏父子之不暇，何能（左典右见）颜往谒贼父之仇？而且世贞于父死后即返里屏居，中间无一日停滞，南北相隔，又何能与世蕃相见？即使可能，世蕃已被放逐，不久即死，亦何能见？如说此书之目的专在讽刺，则严氏既倒，公论已明，亦何所用其讽刺？且《四部稿》中不乏抨责严氏之作，亦何庸写此洋洋百万言之大作以事此无谓之讽刺？

顾氏说严氏之败是由世贞贿修工烂世蕃脚使不能入值致然的，此说亦属无稽，据《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所言：

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唯世蕃一览了然。

答语无不中。

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曰纵**乐于家。

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

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是积失帝欢。

则世蕃之不能入值是因母丧，嵩之败是因世蕃之不代票拟，也和王世贞根本无关。

乙：关于唐顺之，按《明史》：“顺之出为淮扬巡抚，兵败力疾过焦山，三十九年（1560）春卒。”

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顺之比王忬早死半年。

世贞何能预写《金瓶梅》报仇？世贞以先一年冬从山东弃官省父于京狱，时顺之已出官淮扬，二人何能相见于朝房？顺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贞又安能遣人行刺于顺之死后？

第二，“嘉靖中大名士”

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迁就为王世贞，那么，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汪道昆？为什么不是以杂剧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百谷或张凤翼？那时的名士很多，又为什么不是所谓“前七子”

“广五子”

“后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