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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俱封为国王，与印诰，并赐彩币袭衣。

复命尹庆往使。

十年（1412）命甘泉送满剌加王侄还国。

（177）尹庆第一次使满剌加时，内官马彬亦同时被命使爪哇、西洋、苏门答腊诸蕃（178），随行者有金吾左卫千户李名道、林子宣诸将校（179）。

后又数奉命使占城。

（180）张谦于六年（1408）与行人周航使浡泥国，十年（1412）、十四年（1416）、十八年（1420）复奉命往使，十五年（1417）九月又出使古麻剌郎国。

（181）杨庆于十八年（1420）奉命往西洋公干，洪保于次年（1421）奉命送各蕃国使臣回还。

（182）吴宾于永乐初曾使爪哇。

（183）永乐三年（1405）朝使曾往招谕吕宋、麻叶瓮、番速儿、来囊葛卜、南巫里、婆罗六国。

（184）朝臣奉使西洋者有闻良辅、宁善（185）、王复亨（186）、马贵（187）诸人。

四

成宣年间（1402—1435）努力向南洋发展之结果，第一为经济上之收获，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

第二是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

第三是文化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

第四是华侨移殖之增加及势力之发展，因航路之开辟及航海技术之进步，加以郑和一行使者在南洋之成功，使中国人在南洋之地位陡然提高，在各方面均得便利。

因之渡海博易及留居之人数顿增，以其灵敏耐劳的手腕渐得当地人之信仰，华商遂取得南洋经济上领袖之地位，同时参与当地政治，有为当地执政者，甚至有为国王者。

当时人对于南洋通商的见解，以为“舶之为利也，譬之矿然，封关矿洞，驱斥矿徒，是为上策。

度不能闭，则国收其利权，而自操之，是为中策。

不闭不收，利孔漏泄，以资奸萌，啸聚其中，斯无策矣”

（188）。

以矿洞喻市舶司，矿徒喻海商。

上策指洪武时代，中策指永乐至正德时代。

无策指因倭寇而罢市舶之嘉靖时代。

所谓“国收其利权而自操之”

，实即指郑和时代所代表之国营贸易。

在郑和以前及以后，政府对蕃货的处置是用抽分的办法：“朝贡附至蕃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

（189）政府有优先权抽买全部货物十分之六，以免税为交换条件。

蕃货有贡蕃与私商之别，旧制应入贡蕃先给以符簿（190），凡贡至，三司以合文视其表文方物无伪，乃送入京。

若国王、王妃、陪臣等附至货物，抽其十分之五，其余官给之直。

暹罗、爪哇二国免抽。

（191）其蕃商私赍货物入为易市者，舟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听贸易。

（192）永乐、宣德时除市舶抽分以外，直接由国家派远征舰队去海外博易，所得利益更大。

宣德以后，宝船不出，诸蕃贡使来市，“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

蕃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

（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