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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 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第3页）

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元祐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章惇对不起苏轼，仅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轼，而这，就像苏轼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自己一样。

他们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

宋徽宗时期，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

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

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

，抱病写长文作答。

他虽然对章惇的被贬无能为力，但让章援转告其父要保重身体。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

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

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党争倾轧，通通轻描淡写。

这些和他们的交情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

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吊诡的是，崇宁三年（1104），他们殊途同归，一起被徽宗朝权相蔡京列入“元祐党籍”

，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

。

第二年，71岁的章惇在贬所病逝。

章惇死后数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认，被追封为魏国公，而苏轼则被打入另册。

但北宋灭亡后，两人身后的命运再次反转。

章惇被当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

。

苏轼则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爱的“苏文忠公”

。

这种历史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2

章惇和苏轼都是一代奇才，两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对政治的理解有差异，导致他们的政见和立场不同。

苏轼更注重人文情怀和精神层面。

他对王安石变法不热衷，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的治理方式，认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强修养，就可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迎来治世。

这在北宋中期的统治困境面前，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

而章惇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才会好，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进行治理，才不会乱。

他服膺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

思想根基，决定了两人的成就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