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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年轻人之间的意外较量（第2页）

我在此披露一二，因为涉及衮衮诸公的经济利益，想必大家会感兴趣：当日本人通过发行大量的联银券占领货币阵地时，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

因为人们使用法币和大洋已经习惯了。

这时候，日本人就开始采取收兑法币和大洋的办法进行了货币战。

1938年6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同时，在华北的流通范围内，禁止印有南方地名的法币流通，而规定在华北流通的法币，必须兑换成银联券方可使用。

在兑换的过程中，日本人又尽量贬低法币的价值，由‘中央储备银行’悬牌公示新旧币兑换率，接下来，强制推行了‘新旧币’的全面交换。

然而还不到一个月，日汪政府又公布了《禁止法币使用办法》，先是在南京、上海禁止使用法币，紧接着，在广州、汕头、杭州、嘉兴、武汉、九江、南昌、宜昌、蚌埠、芜湖禁止法币。

为了彻底肃清法币，还在苏、浙、皖及南京、上海两市，在广东、江西、湖北，再实施‘新旧币’最后一次交换。

经过两次‘全面交换’，法币终于退出了华中沦陷区流通界。

我认为，日汪交换旧币的过程就是掠夺法币的过程，据估算，截至1942年6月，日汪利用‘中储券’在沦陷区内吸收法币至少12亿元以上。”

严肃而又专业的问题，被万一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

12亿元，在若干年后可能只是个不起眼的小数，而在当时，确实是能够左右国民经济的天文数字了。

大家在热烈的掌声中对万一的广博知识赞叹不已。

牛纤纤挽住万一的胳膊，十分满意。

于是，大家将目光集中到刘海涛身上。

知道这些问题对他来讲属于弱项，一个杂志编辑即使学富五车、包罗万象，也不可能在经济问题上很专。

因为你办的杂志不是经济专刊。

要把经济问题谈深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于是，大家几乎带着揶揄、带着幸灾乐祸，同时也带着些许同情笑盈盈地看着刘海涛。

刘海涛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以己之短攻他之长，很难奏效。

于是，他笑呵呵地说：“万一说的不错。

把日汪在货币战上的方略阐释得非常清楚。

没错，中国人在这方面吃了大亏。

既然万一把问题说清楚了，我就不要再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了吧？”

谁知众人一叠声道：“不不，我们就想听听你的高论呢！”

言外之意，我们就想看看你是怎么出丑的呢！

牛纤纤接过话道：“这些问题属于偏科，我们就不难为海涛学兄了，你可以继续谈你的文学问题。”

但牛万里却不认这个账，他接过话说：“不行，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海涛，来，给纤纤和万一上一课！”

这就再一次把刘海涛逼到了墙角。

刘海涛急忙摆手道：“我说倒是可以说，但我可不是给谁上课。

我是个北洋工学院的肄业生，连本科都没读完，与纤纤和万一不是一个等量级。

但既然大家希望我说，我就接着万一的话题简单说两句。

情况是这样，这些年来，不光是沦陷区深受货币战之扰，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如此。

由于那些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高超的货币进攻战略，发行的货币也冲击着日汪的货币；又因为沦陷区被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所包围，所以，日汪便大批伪造根据地货币，在华北的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根据地内多次大量发行假钞。

前两年，日军在华北进行‘年关扫**’时，推出大量冀钞五元券的假票。

仅就平汉路以西和太行山区一带，就出现了大量五元、二元、一元等多种面额的冀钞假票，种类达二三十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