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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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分与合（第9页）

其实，中国人厌恶、憎恨的是历史上的日本人，而外蒙古人厌恶、憎恨的更多的是现在的中国人。

为此，在外蒙古做生意，呼斯满从来不说自己是中国人，但他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这种情况。

乌兰巴托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巴彦卡鲁热说：“你一个人上街可要小心，特别是晚上，要离街上的醉鬼远一点儿。”

而其他外蒙古人对做生意的中国人更抱有成见，一次呼斯满在一个小饭馆吃饭，听到老板说：“我从不接待中国人，因为我分不清谁是生意人，谁是旅行者。”

他不知道呼斯满就是中国人，并且还是生意人，直截了当表达了他对中国生意人的抵触和厌恶感。

因为经过特批来到乌兰巴托做生意的中国人除了呼斯满还有其他人，或许哈些人伤害过这个老板？不得而知。

一次乌兰巴托的地方环保警察让好几个中国生意人站成一排，在太阳底下晒着，等待检查，他们自己则坐到蒙古包里喝起酒来。

这明显是一种侮辱，但中国人又不得不忍气吞声，而其他的外国生意人却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一个中国做生意的朋友曾亲口告诉呼斯满，说他在乌兰巴托被小偷偷去钱包，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当地警察带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他反而挨了打。

在蒙古的中蒙混血儿，一般不会主动对别人谈及自己的中国血统，特别是有中国血统的蒙古官员对此更是讳莫如深，因为这是断送政治前途的危险举动。

但因为呼斯满号称自己本身就是外蒙古人，说得一口乌兰巴托腔的蒙古语，所以，不仅没遭到过刁难，还把毛线、毛衣、皮夹克、皮坎肩、皮手套、皮帽子卖得悠悠的，让所有的生意人都羡慕。

但稍稍涉及国家尊严，就会遭到强力抗拒，即使是好朋友巴彦卡鲁热也不行。

有一次呼斯满在酒桌上说出了“成吉思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既然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要共同发展”

的话，结果气得巴彦卡鲁热差点把杯中酒泼到呼斯满脸上，他试吧试吧而没泼，似乎想起了呼斯满的救命之恩。

但巴彦卡鲁热说了这么一句：“你，大国沙文主义！”

但从巴彦卡鲁热身上，呼斯满也清晰地感觉到，他对自己始终抱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觉得遇到呼斯满对他是个机遇，呼斯满的人品、产品、资金、技术对他和他的国家的经济和基础建设都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但由于外蒙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对中国怀有的恐惧心理是极其普遍的，中国越是改革开放，到外蒙的的中国人越多，与其经济往来越频繁，他们在兴奋的同时越害怕。

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意图，认为中国对外蒙还有收回领土的野心，天天心里敲小鼓，所以对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好感。

聪明的呼斯满在与巴彦卡鲁热交往的时候，就格外注意放下架子，放下哈种大国常有的居高临下的心态，不说刺激对方的话。

多听对方的意见。

对待商品价格宁可“薄利多销”

，少赚点；而在收购外蒙古的羊毛时，只要不赔钱，尽量多给对方利益，用以维系两个人的友谊。

呼斯满觉得这是自己作为大国公民所本应具有的成熟心态。

业务做了半年之后，外蒙古的北方近邻苏联换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开始领导苏联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外蒙古受其影响也开始了经济领域的改革。

这个长期处在苏联和中国两个大国夹缝之间的国家，自成立之日起，就长期地深刻地受到中苏两国的影响。

因为它本身就在苏联扶植下成立的，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必然完全模仿苏联的模式。

这年5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十九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八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了进行经济改革的目标。

长期以来，外蒙古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苏联，又由于国民主要从事畜牧业，经济基础过于薄弱，并没能在苏联帮助下实现初步的工业化。

又由于中苏关系在上世纪60年代破裂，外蒙古与中国之间便基本断绝了往来，正式恢复来往也是1986年以后又过了好几年的事。

此时呼斯满有个设想，要在此处建立一个囤积、周转商品的大型仓库，在乌兰巴托站稳脚跟的同时，把目光瞄向莫斯科！

夜晚，呼斯满来到邮电局，花高价给郭向前家里打了长途电话。

详细汇报自己对外蒙古的估价、分析与下一步的设想。

谁知，郭向前却说出一番这样的话来，几乎让呼斯满瞠目结舌：“呼斯满啊，自从与你结识，俺就在研究外蒙古，在它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遍布沙漠和戈壁滩，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但却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十七大的国家。

而人口又非常少，才不到三百万。

最引起俺兴趣的，是外蒙古作为矿产资源大国，拥有铁、铜、钼、煤、锌、金、铅、钨、石油等80多种矿产资源，建有很多矿区和采矿点。

俺们完全可以进行多种经营，打破皮革、皮毛和毛纺织品的局限，进行矿产资源的贸易往来，俺想，县政府一定会支持俺们开展这些业务。

若他们不支持，俺就到北京找老领导去！”

连省领导都漫过去了，口气之大完全出乎呼斯满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