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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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二〇〇〇年（第7页）

母亲希望金恩英可以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一所毕业后较容易找到安稳工作的大学就读，更何况师范大学的学费也比其他大学便宜。

但是当时公务员和教师早已是热门行业，进入师范大学的门槛创下历年来新高，以金恩英的联考成绩，虽然可以顺利进入首尔的大学，但要挤进首尔的师范大学根本无望。

金恩英的梦想是成为电视制作人，当然早已想好要填大众传播的相关志愿，也已按照自己的成绩列出有机会考上的学校，并找出这些学校往年的论述考试（2）资料来阅读。

因此，当母亲提议就读师范大学时，金恩英连一秒钟都没有考虑，便断然表示不愿意。

“我不想当老师，我有自己想做的事，而且我也不懂为什么要跑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读大学。”

“你要想远一点啊，还有什么工作比当老师更适合女生的？”

“当老师有什么好的？”

“早下班啊，还有寒暑假，又容易有休假，等你以后有了孩子还要上班就会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这确实是一份能兼顾小孩的工作，那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工作才对，为什么只有对女生来说是好工作？孩子难道是女人自己生的吗？妈，你也会对儿子说这些话吗？你也会劝弟弟去读师范大学？”

金恩英和金智英姐妹俩，从小到大从未听人说过要她们找个好老公、嫁进好人家、当个好妈妈、会做饭这些话，当然，她们也的确从小做过很多家务，但那只是单纯帮父母分担家务而已，她们认为这是身为儿女本来就应该做的，并非因为自己是女孩才要学做这些。

随着姐妹俩年纪渐长，父母亲最常叨念她们的也只有两点：一是生活习惯或仪态，例如走路要抬头挺胸，把书桌整理干净，不要在灯光昏暗的地方看书，书包要整理好，要跟长辈问好之类的；二是叫她们去读书。

这年头似乎已经不再有父母认为女孩不用读书，或少读一点也无所谓，女孩和男孩一样穿制服、背书包去上学，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女孩也和男孩一样思考着自己的出路，规划自己踏入社会后的未来，并努力竞争，只求能在这社会中生存。

两姐妹成长的那个年代，刚好赶上女权意识抬头、女性地位提升，社会风气是鼓励并支持女性的。

金恩英二十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九九年，政府制定了禁止性别歧视的相关法案，而在金智英二十岁那年，即二〇〇一年，国家行政机关则出现了“女性部”

（3），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女性”

的标签就会默默地遮住人们的双眼，转移人们的脚步，使人走回头路，这总是令人感到惊讶、困惑。

“更何况我连自己会不会结婚生子都不知道，噢，说不定在那之前先没了小命也不一定，干吗非得想那么远，反而不能做现在真正想做的事呢？”

母亲转头望向贴在墙上的那张世界地图，一言不发地凝视许久，地图的边边角角早已被磨得老旧泛黄，上面贴有几张绿色和蓝色的爱心贴纸。

那是金恩英当初把原本要用来装饰日记本的贴纸送给金智英，建议她把想去的国家标示出来，最后金智英把贴纸贴在了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金恩英则把贴纸贴在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

母亲问她为什么想去那些国家，金恩英答道：“感觉那边韩国人比较少。”

对那些贴纸背后的含意，母亲也心知肚明。

“好吧，是妈不对，我不应该出那主意的，先把论述考试准备好再说。”

母亲说完转过身。

金恩英突然叫住母亲：“是因为学费比较低的关系吗？还是因为未来出路比较有保障？因为毕业后马上就能赚钱吗？爸的工作都已经难保了，下面还有两个小的弟弟妹妹要养，是吗？”

“是啊，多少也因为这些因素，但这些原因只占一半，另一半主要还是我觉得教师是很不错的职业。

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同意你的说法。”

母亲诚实地回答了女儿的提问，金恩英没再说话。

金恩英找了一些小学教师的资料，与升学指导老师也面谈过好几次。

亲自走访了一所位于地方城市的师范大学后，她买了一份该大学的志愿表带回家。

这次反而是母亲劝她三思，因为母亲自己就曾为家人和手足放弃过梦想，比谁都明白那些委屈。

不知从何时起，母亲与舅舅几乎不再往来，当初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后悔与埋怨日渐加深，最终，那份心理伤痛也搞砸了家人之间的关系。

金恩英向母亲解释，自己绝不是什么牺牲，她重新思考过电视制作人这份工作，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个职业，只是怀有不切实际的憧憬，准确地说，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她都不知道。

其实从小她就很喜欢给弟弟妹妹念故事书，指导他们写作业，也很喜欢一起做手工，所以觉得自己的性格应该更适合当老师。

“的确就像妈所说的，老师是个不错的职业，早下班，有寒暑假，稳定，最主要是要去教那些小毛头，多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