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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出逃（第3页）

也许正是这张照片，让舅舅窥视到舅母渴望城市的秘密，成为他对妻女迁怒式折磨的源头。

他的粗暴也许源自天性，但同样也是男性骄傲使然。

小琴的出走携带着双重意义：她同时要帮助母亲实现梦想。

当她离开家乡朝靠近香港的樟木头出发时，一面放弃了可以仰仗的屏障，一面试图摆脱来自父亲的限制和束缚。

小琴不能总在痛苦阴郁中生活，她的自卑和伤痛，必须在出走之路中层层剥去，这条路同时也是救赎之路。

小琴在电子厂里干“检查”

，坐在机器轰隆的传送带边，不能交谈，查看电器底座是否合格，挂片是否断裂，电线长度是否达标，通电后绿灯是否亮，是否漏线。

女工们的手像上足马力的梭子在翻飞。

这活儿没难度，但要求人不离岗。

每个人都有张离位卡，上班时离开工位，得由拉长签字许可，记录下离位时间和次数，每日限两次，每次限五分钟。

若卡上次数用完，上班时便不能再离开，就是尿裤子也不行，否则以迟到论处。

第一天上班，小琴努力把身体和木凳融为一体，可臀部如针扎，小腹憋得难受，尿意强烈，但她已离位一次，再不敢起身。

小琴简单叙述了自己的生活后，掏出款新手机，翻出宿舍照片给我看：四张高低床，挤在一间小屋中，满满当当。

工厂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每日凌晨五点半响起床铃，上厕所、洗漱；六点，做广播操；六点半，早餐；七点，打卡上班。

超过七点半，卡钟自动跳到红字。

若打出红字，计工资时，每次红字罚款二十。

她每月的工资有一千五，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

我劝她不如回家，何苦这么拮据。

我知道，舅舅的果园这几年盈利不少。

其余不计，单那新鲜的大杏子，装在纸箱摆在公路边，一箱两百元，一季便能收入上万。

用最粗糙的算法也可知，舅舅的年收入在十万以上。

那果园多惹眼，躺在树下就能收钱，方圆百里的小青年做梦都想娶小琴，见了舅舅，脸腾地先红起来，做贼心虚般结巴起来。

可小琴却逃跑了。

舅舅不仅丧失了继承人，更觉颜面扫地。

他一辈子要强，好歹将妻子体面地送入地下，没想到，女儿却闯了祸。

斑驳的夕阳下，无论我怎么劝，小琴总是低头沉默。

我说你爸一个人多可怜，万一有病怎么办；新公路修好了，买辆车，上城很容易；村里也能看电视上网，和别处差不多……可这些词语如蒲公英，本身太轻，还没落地，就被风吹走。

小琴的工装沾着油渍，在夕阳中变得像块钢板，紧紧地箍在她的身子上。

“太寂寞了……”

她的话音好像被隔绝一般。

她抬起头，望着街道，街道上的人流、路边摊和厂房，轻声说：“真的是太寂寞了……”

在我眼前，展开一幅画卷：苍茫天地，皆被涂抹成灰黄，只露出一点针尖般的绿，随着镜头的推进，那绿膨胀、扩大，变成座岛，岛上走着个扛铁锨的男人，不是鲁宾逊，而是小琴的父亲，我的舅舅。

20世纪50年代，我外公在老家甘肃天水被划成地主，几个月后上吊自杀。

裹着小脚、穿着大襟衣的外婆带着舅舅和我母亲，从老家出逃。

作为地主婆，她交代不出“白的在哪儿，黄的在哪儿”

，那些人便吊起舅舅往死里打。

他们先坐火车，后坐汽车，再坐毛驴车，最终来到哈密，不敢在市区停留，一路向西，再向西，一直走到荒漠边的白杨村才收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