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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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雅尔塔的春天（第5页）

在一间书店里，她从她丈夫的一本小说的某一页上抬起头朝我点头；那一页正讲到一个女仆，她不过就是个插曲式的人物，尽管非作者所愿，她却私自偷用了尼娜的原形：“她的脸，”

他写道，“是自然随意的快照，而非严谨的画像，因此当……试图想像它时，他能化为视觉的只是那些毫不相关的特征飞闪过的一瞥一瞥：她在阳光下颧骨毛茸茸的轮廓，机灵的眼睛带洋麻褐色的幽暗，嘴唇现出友好的微笑的形状，它总是随时准备变成热切的亲吻。”

一次又一次，她匆匆出现在我生活的边缘，丝毫未影响到它最基础的纹理。

有一个夏天的早晨（是星期五———因为女仆们正把地毯拿到洒满太阳光尘的院子里去拍打），我的家人去了乡下，我懒洋洋地靠在**抽烟，这时我听见门铃震天动地地响起来———是她站在大厅里，闯过来要（附带地）放一只发夹和（主要地）放一只贴着旅馆标签的箱子；两个星期之后，那箱子被一个可爱的奥地利男佣替她取走，那个男佣（根据含混却又是可靠的迹象看）也是属于我亦是其会员的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在谈话的过程中，她的名字总是被不断提到，而她没有回头，偶然说出的一句话，声音也会越来越小。

在比利牛斯山脉旅游时，我在一处别墅逗留了一个星期，其时她和费迪南恰巧也正居住在这家别墅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在那里过的第一夜：我是怎么等待的；我是怎么确信，不用我告诉她，她就会偷偷钻进我的房间；她又是如何没有来；在岩石花园深处上千只蟋蟀发出的喧闹与月光一起滴漏，一起滴漏的还有疯狂地汩汩流淌的小溪，以及我一整天在山麓碎石处打猎以后所产生的令人愉快的南方式的疲惫感与对她偷偷潜入的疯狂渴望之间的斗争———低低的笑声，在天鹅绒装饰的高跟拖鞋上的粉色的踝骨。

但是，夜晚呓语着过去了，她没有来：第二天，在山里随意闲逛当中，我告诉了她我的等待，她惊恐地两手相握一并快速地瞥了一眼，马上在估计费迪和他的朋友是否已经足以看到她那示意的手势的背面。

我记得我越过半个欧洲与她通电话（为了她丈夫的事情），而且在刚开始时没能听出她急切的嚎叫似的声音；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梦见了她；我梦见我最大的女儿跑进来告诉我，门卫正遇上了很大的麻烦———当我下楼朝他走去时，我看见，尼娜躺在一只箱子上，一卷细麻布垫在她的脑袋下，她嘴唇苍白，身上裹着一块羊毛方巾，她熟睡着，就像痛苦的难民在上帝遗弃的火车站上睡着觉一样。

无论我发生了什么，她发生了什么，我们之间从未讨论过任何事情，就像我们在我们命运的间隔中从未想过彼此；因此，当我们遇见时，生活的步态就发生了变化，它所有的原子微粒便重新进行了组合，我们于是生活在另一个更轻松的时间中介中，它不是用长期的分离来计算的，而是用那些不多的相聚来计算的；一场短暂的、看似无足轻重的生活就是因此而人为地形成了。

每相遇一次，我就越来越担心；不———我不会经历任何内在感情的失误，悲剧的影子不会对我们的欢乐作祟，我的婚姻生活仍然未受任何损害；另一方面，她那叫人紧张的丈夫也总是无视她随意的私情，尽管他经常能从各种愉快的、实际有用的关系中获得某些益处。

我担心是因为某种可爱的、精细的、不可重复的东西正在被浪费：我在纯粹的迟疑之中啪嗒一声关上了可怜的一小块光明，同时忽略了谦逊但又是真实的精髓，或许它一直在以一种令人同情的低声悄语不断地向我提示着这一精髓；那种东西，我正是因为这样做而伤害了它。

我担心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之流里，我不知怎的一直接受着尼娜的生活，那些谎言，那种无聊，那种生活的嘈杂声。

即使在缺乏任何感性的冲突下，我也感觉自己注定要去寻找对我的生存的一种理性的，即或不是道德的解释，而这意味着我要作出选择：一是我为了画像而与我的妻子、我年幼的女儿们、那条短毛猎狗坐在其中的世界（田园诗般的花冠，一枚带图章的戒指，一支细长的藤杖），那个幸福的，智慧的并且是美好的世界……二是什么呢?与尼娜能有什么实际的生活机会吗?那生活我只能想像，因为我知道，它会充满强烈的、让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且它在每时每刻都会清醒于一种过去，那个过去充满着千变万化的伙伴。

不，这种事情是荒谬的。

况且她锁系于她的丈夫不是因为某一种比爱情更强烈的东西吗———两个阴谋家之间牢固的友谊?荒谬!但是我又能对你做什么呢，尼娜，我怎么能丢掉那些悲伤的蓄存呢，它作为我们看似无所谓、其实真的很无望的相聚的结果，已经渐渐堆积了起来。

菲雅尔塔包括旧城和新城：过去和现在不时相互交错，抗争着或是要使它们自己摆脱出来，或者彼此把对方挤将出去；各自总是有各自的方法：新来者诚实地努力———引进棕榈树，建立起精明的游客代理行，用奶油色的线条涂抹红色、光滑的网球场；而同时，那些鬼鬼祟祟的老手则从模样像T字形的某条小街的一个角落后面、或是从引向不明的楼梯台阶处蹑手蹑脚地爬出来。

在我们去饭店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处建造了一半的白色花园别墅，里面杂乱无章，它的一面墙上画的还是那些大象，它们怪异的幼仔坐在庞大、艳俗的鼓上，双膝分得很开；在令人难以捉摸的一堆东西中，女骑师（已经被用铅笔画上了胡子）正坐在一匹脊背宽阔的坐骑上；一个西红柿鼻头的小丑正走着一根绷紧的钢丝，平衡着一把雨伞，那伞面上点缀着反复闪现的星星———那些星星是杂技演员对天堂般的故乡一种模糊的象征性的回忆。

在这里，在菲雅尔塔的里维埃拉，潮湿的砾石路被碾过时发出一种更为舒适的嘎吱声，海水懒洋洋的叹息声也听得更清了。

在饭店的后院，一名厨役武装着一把刀，正在追逐一只疯了似的咯咯叫着夺命而逃的母鸡。

一位擦皮鞋的师傅带着一副没了牙齿的微笑把他那古老的宝座让给我。

在悬铃木下，停着一辆德国制造的摩托车，一辆溅满了泥点的豪华轿车，以及一辆黄色的、车身极长的伊卡鲁斯，它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型圣甲虫：（“那是我们的———塞居尔的，我的意思是，”

尼娜说，又补充道，“维克多，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来?”

尽管她很清楚我不可能去）；蓝天和树枝的水粉画浸没在那辆车鞘翅的漆里；我们自己也不时反映在炸弹形状的一只车灯的金属里，瘦长的行人像在电影里似的从那凸出来的表面走过；随后，几步之后，我回头瞥看并预见到，实际上几乎是在视力的感觉下，预见到大约一小时以后才真的发生的事情：他们三个人戴上摩托盔帽，坐进车里，微笑着朝我挥手，在我看来他们像鬼一样透明，尘世的色泽在他们通体闪耀，而后他们就启动了，远去了，消失了（尼娜那十个指头的最后告别）；但事实是，那辆车通身光滑得像只鸡蛋，仍然停在那里并未移动；尼娜在我伸着胳膊的保护下正在进入一个侧翼是月桂树的门道，且就在我们坐下时，我们透过窗户看见费迪南和塞居尔正从另外一条路上慢慢走近。

在我们吃午饭的阳台上，除了我刚刚注意到的那个英国人便没有他人了；在他面前，一只盛着明亮的绯红色饮料的高杯把它椭圆形的影子投在了桌布上。

从他的眼睛里，我注意到那种相同的充血的欲望，但此刻它却与尼娜没有任何关系；那副渴望的神情根本不是冲着她的，而是专注于那宽阔的窗户的右上角的，他就正坐在那窗户旁边。

尼娜从她那又小又瘦的手上取下手套，她一生最后一次吃起她那么钟爱的贝类食物。

费迪南也正忙着吃东西，我就占了他很饿的便宜开始了谈话，这给了我一种能战胜他的假象：具体说，我提到了他最近的失败。

在短暂的关于宗教的时髦说教之后———在这段谈话过程中，魅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开始了某种相当隐讳的朝觐，那朝觐结束在明显是令人反感的冒险上———他把他那双晦暗的眼睛转向了野蛮的莫斯科。

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沾沾自喜的坚定信仰令我非常恼火，一阵意识流动的涟漪，几句健康的下流话，以及在任何污水桶里的共产主义的溅泼，都会自动地且具有魔力地产生出超现代的文学；除非我被枪毙，我坚信艺术一旦被卷入与政治的联系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堕至任何意识形态垃圾的水平。

就费迪南的情形而言便的确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毫不相干：如果不讲这个事实，那就是他从来也不在乎那些受害者的困境，他沉思的力量还是异常强大的；但是由于某种类似于令人费解的、恶意中伤的潜流，他的艺术已经越发令人厌恶。

除了那些自以为懂行者，没有人能理解他的戏剧；我自己就从未看过，但我能想像得出那个围绕着不真实的螺旋线而精心计划的克里姆林宫式之夜，他在那上面纺织了各种各样支解的象征线圈；现在，我不无乐趣地问他，他是否读过一点近来有关他的评论。

“评论！”

他叫道，“绝妙的评论！

每一个徒有其表的自大狂都觉得可以给我上一课。

无视我的作品是他们天大的乐趣。

接触我的书总是小心翼翼的，就好像接触什么一触即爆的东西。

评论!我的书被各种观点加以审察，唯独缺了最本质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