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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辨物之理以正其名（第1页）

五、辨物之理以正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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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性必从辩名始。

在董仲舒看来，先前关于人性问题的看法之所以见仁见智，持久不决，在一定意义说是由于名实不当，以名词内涵或外延的误差导致一些无谓的争论。

他指出：“今世暗于性，言之者不同。

胡不试反性之名！

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

性者，质也。

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

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已，不可不察也。”

[1]

先前各家在对性没有统一理解的条件下，“其或曰：性已善；或曰：性未善。

则所谓善者各异意也。

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

此孟子之言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

此圣人之善也”

。

“圣人之所谓善，亦未易当也，非善于禽兽则谓之善也。

使动其端善于禽兽则可谓之善，善奚为弗见也。

夫善于禽兽之未得为善也，犹知于草木而不得名知于万民之性。

善于禽善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圣”

，“圣人以为无王之世，不教之民，民莫能当善。

善之难当，如此而谓万民之性皆能当之，过矣”

。

“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

万民之性者善于禽兽者，许之。

圣人之所谓善者，勿许。”

[2]换言之，在董仲舒的意识中，即使圣人，也会有错误。

孟子的泛性论，一方面说出了人性的善端，承认人的本然之性都有善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孟子将这一认识推到极端，以为天下之人本然之性莫不善，不计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差异。

那么，孟子的这种说法则显然有误，“过矣”

。

对于孟子理论上的失误，董仲舒分析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孟子未能辨别性之名与性之质，将名视为质，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他说：“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