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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裂痕 慢性病的花样病灶（第11页）

明世宗做这些动作虽然有一些言官进谏劝止，但力度不大，毕竟这似乎没有影响到什么实质性的朝政，只是略显怪诞而己。

接下来，明世宗便开始继续突破官员们的底线。

首先是让邵元节在朝仪中站在正二品的班秩，然后追赠其父为太常丞、其母为文泰真人，赐邵元节紫衣玉带。

由于这仍然是些虚把式，所以也没有引起文官们的强烈反触，仅有给事中高金上疏论此行为不当，但势单力孤，最终没能阻止。

接下来，文官们才知道明世宗何其聪明，虽然邵元节及其己故的父母只得一些虚名，但根据明朝官制，有这些虚名的高官可以享受一些恩荫，即子孙直接获得相应官职。

于是邵元节的孙子邵启南应为太常丞，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

文官们傻眼了，这不是实质上的传奉官么？但这一次明世宗确实没有任何违规，完全是根据制度授官，不这样干反而才违规了。

明世宗绕了一个大圈，把大家都绕进去了，大家才明白过来这个小皇帝厉害得紧。

之后邵元节又建奇功。

明世宗迟迟不生皇子，邵元节建了一套法坛，明世宗以夏言为监礼使，率文武大臣每日上香祈祷。

开始没什么效果，三年后却连生了好几个皇子。

明世宗大喜过望，称邵元节功高盖世，拜其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

这个礼部尚书当然不是实掌礼部事的实职，只是个虚衔，但毕竟是最显赫的清流高官，这样的礼遇宪宗朝的法王真人们可都没有得到过。

邵元节死后，明世宗亲自哭丧，赠少师，用伯爵礼下葬，加谥号，其孙邵启南官至太常少卿。

这些本是严重违背礼制的做法，但明世宗通过各种小手段达成了目的，只为彰显其对邵元节的宠幸。

在这个示范效应下，群道纷纷投效，这时高手才频频现身，这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陶仲文。

其实邵元节、陶仲文都还算老实，受宠后没有明显的贪腐行为，也没有刻意干涉政治，但他们带来的示范效应吸引来钻营幸进之辈如过江之鲫，这些人就没那么老实了。

首先，他们要幸进不是靠公开的选拔程序，而是靠内宫近侍的引荐，这就不是靠人品才华，而是靠钻营贿赂。

而他们花了大钱挤进西苑，难道不会想办法捞回来？他们最常规的方法就是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为外朝官员通消息，从中渔利。

这种事情很机密，史书无法详细记载，但《明史》提到有一位道士蓝道行，以扶鸾术（一种道士与上天沟通请旨的法事）得幸。

有一曰蓝道行请乩扶鸾，声称上仙宣示首辅严嵩是奸臣，明世宗大惊，忙问：“上仙为何不殛灭严嵩？”

蓝道行又是一阵装神弄鬼，代表上仙回答：“留待皇帝自殛。”

明世宗一度颇为心动，真的想动严嵩。

但严嵩也很快得到消息，大笔贿赂明世宗身边的宠幸道士，交相揭发蓝道行的不法事迹，比如在法事中作假、假传上仙意旨等等。

明世宗将其逮入诏狱，不久死在狱中，“自殛”

严嵩之事也就作罢。

这至少说明两个情况：第一，蓝道行在参与政治，而且是想扳倒首相这么高层面的政事；第二，除了蓝道行，明世宗身边还有大批道士，可以接受官员的贿赂为其办事，本质上跟之前那些太监的作为差不多，想必也勾结起来榨取了不少民脂民膏。

所以世宗朝号称没有宦官贪腐之祸，其实是一群道士取代了原来宦官的作用而己。

所以，世宗朝的道士行情总体来说还是很腐败的，并不为邵元节、陶仲文这两位大佬本人的相对清廉所掩盖。

邵、陶二人更多的是起到一个从根子上破坏礼法、人事的作用，引得大批佞幸之徒钻营幸进，形成一个腐败的体系。

尤其是明世宗因“大礼议”

之争与朝臣势同水火，多年不愿上朝，在西苑开辟了私人朝廷，大批“词臣”

在此供奉青词，“词臣”

既有文官中的幸进之辈，更有一大批或真或假的职业道士。

明世宗连续两位皇子夭折，非常痛心，陶仲文创立了一套“二龙不相见”

的歪理邪说，声称明世宗克儿子，见谁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