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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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上午（第2页）

—我们的民族本来提倡智慧。

（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

我们只看见古人提到彻悟，从未以信仰坚定为人生乐事。

你认为亨德尔比巴赫为高，你说前者是智慧的结晶，后者是信仰的结晶：这个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性。

）故知识分子受到佛教影响并无恶果。

即使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极盛，愚夫愚妇的迷信亦未尝在吾国文化史上遗留什么毒素，知识分子亦从未陷于虚无主义（即使有过一个短时期，在历史上也并无大害）。

—相反，在两汉以儒家为唯一正统，罢斥百家，思想入于停滞状态之后，佛教思想的输入倒是给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刺激，令人从麻痹中觉醒过来，从狭隘的一家一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公元二、三世纪的思想情况之下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对中国知识分子拘束最大的倒是僵死的礼教。

从南宋的理学（程子、朱子）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养成了规行矩步，整天反省，唯恐背礼越矩的迂腐头脑，也养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伪君子。

其次是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不仅束缚性灵，也使一部分有心胸有能力的人徘徊于功名利禄与真正修身养性，致知格物的矛盾中（反映于《儒林外史》中）。

—然而这一类的矛盾也绝不像近代西方人的矛盾那么有害身心。

我们的社会进步迟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若断若续，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始终存在，封建时代的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一切上层建筑，到近百年中还有很大势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情形不致如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人那样混乱、复杂、病态；我们比起欧美人来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也单纯，就是说更健全一些。

—从民族特性、传统思想以及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看，我们和西方人比较之下都有这个双重性。

—“五四”

以来，情形急转直下，西方文化的输入使我们的头脑受到极大的**，正如“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

的侵入促成我们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一样。

我们开始感染到近代西方人的烦恼，幸而时期不久，并且宗教影响在我们思想上并无重大作用（西方宗教只影响到买办阶级以及一部分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而且也并不深刻），故虽有现代式的苦闷，并不太尖锐。

我们还是有我们老一套的东方思想与东方哲学，作为批判西方文化的尺度。

当然以上所说特别是限于一九四九年以前为止的时期。

一九四九年以后情形大不相同，暇时再谈。

但即使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一代人的思想情况，你也承受下来了，感染得相当深了。

我想你对西方艺术、西方思想、西方社会的反应和批评，骨子里都有我们一代（比你早一代）的思想根源，再加上一九四九年以后新社会给你的理想，使你对西欧的旧社会更有另外一种看法，另外一种感觉。

—倘能从我这一大段历史分析（不管如何片面如何不正确）来分析你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许能大大减少你内心苦闷的尖锐程度，使你的矛盾不致影响你身心的健康与平衡，你说是不是？

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

有矛盾才会逼你解决矛盾，解决一次矛盾即往前迈进一步。

到晚年矛盾减少，即是生命将要告终的表现。

没有矛盾的一片恬静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凭了修养的功夫所能达到的和平恬静只是极短暂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过去的。

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静乃是微波**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锐，而且随时能解决的那种精神修养，可绝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羡呢？我觉得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么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

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作游戏人生的态度。

从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己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出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怀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实现的人，经常忌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那一类苦闷便是于己于人都有大害的。

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等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

反之，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

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至少在苦闷的时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用灰色眼镜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继续在人生中奋斗—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泼的力量而不仅仅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因为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