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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6页）

」

隋书叁叁经籍志史部谱序篇序云：

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九？）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

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据上引史文，严格解释，则隋志之文自「后魏迁洛」至「并为河南洛阳人」止一节，专指胡人而言，其本末见于魏书壹壹叁官氏志等即魏孝文帝改胡姓为汉姓之事也。

周书、北史周明帝二年（公元五五八年）三月庚申诏书亦指胡人而言，明帝二年在魏孝武帝入关之年（公元五三四年）后二十四年，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五五四年）改有功诸将姓为胡姓（事见周书贰文帝纪下、北史玖周本纪上。

）后亦四年，故从入关之迁洛诸胡族其改京兆郡望当在有功诸汉将改关内郡望之后也。

又隋志之文自「其中国士人」至「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止一节，实专指汉人而言。

然则李唐之称西凉嫡裔，即所谓「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牒，纪其所承」，其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即所谓「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岂非寅恪之假说得此史文而益证实耶？所不解者，昔人于此何以未尝留意？抑别有其他较胜之说耶？此则深愿求教于博识通人也。

复次，唐会要叁皇后条（开元十三年光业寺碑文及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第贰伍拾H唐代祖宗忌日表等均同。

）云：

宣皇帝（熙）皇后张氏。

光皇帝（天赐）皇后贾氏。

景皇帝（虎）皇后梁氏。

元皇帝（昞）皇后独孤氏。

据此，张贾皆是汉姓，其为汉族，当无可疑。

梁氏如梁御之例，虽有出自胡族之嫌疑，（见周书壹玖、北史伍玖梁御传，又魏书壹壹叁官氏志云：「拔列氏后改为梁氏」。

）但梁氏本为汉姓，大部分皆是汉族，未可以其中有极少数出自胡族之故，遽概括推定凡以梁为氏者皆属胡族也。

故李虎妻梁氏在未能确切证明其氏族所出以前，仍目之为汉族，似较妥慎。

然则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

兹依据上引资料及其解释，再将李唐世系先后改易之历程及胡汉文化问题加以说明。

此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实中国中古史上一大问题，亦史学中千载待发而未发之覆也。

自鲜卑拓拔部落侵入中国统治北部之后，即开始施行汉化政策，如解散部落同于编户之类，（见北史捌拾魏书捌叁上外戚传贺讷传、北史玖捌魏书壹佰叁高车传及魏书壹壹叁官氏志等。

）其尤显着之例也。

此汉化政策其子孙遵行不替，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汉化程度更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则已达顶点，而逐渐腐化矣。

然同时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之所浸染。

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尔朱部落乘机而起。

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

六镇鲜卑及胡化汉族既保持胡部特性，而不渐染汉化，则为一善战之民族，自不待言。

此民族以饥馑及虐政之故激成反抗，南向迁徙，其大部分辗转移入高欢统治之下。

（见北齐书壹神武纪上、北史陆齐本纪上、隋书贰肆食货志。

）故欢之武力遂无敌于中原，终藉此以成其霸业。

其他之小部分，由贺拔岳、宇文泰率领西徙，割据关陇，亦能抗衡高氏，分得中国西北部之地，成一北朝东西并峙之局，此治史者所习知也。

然宇文氏只分有少数之六镇民族，复局促于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及雄据山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其故自非仅由一二君主之贤愚及诸臣材不材之所致，盖必别有一全部系统之政策，为此东西并立之二帝国即周齐两朝胜败兴亡决定之主因，可以断言也。

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涂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