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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9页）

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然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发敛又在常役之外。

吉甫都纂其事，成书十卷。

同书壹玖下僖宗纪略云：

光启元年三月丁卯车驾（自蜀）至京师，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

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

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

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然。

寅恪案：李吉甫所撰元和国计总簿虽在元和初年，然自安史乱后起，迄于唐亡，其所列中央政府财赋取办之地域大致无甚殊异。

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

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

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

在此奉长安文化为中心、恃东南财赋以存立集团之中，其统治阶级为此集团所占据地域内之二种人：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词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故其人多出自边荒区域。

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间身居内廷，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者皆属此族，即阉寺之特殊阶级是也。

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

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

（参考旧唐书壹叁玖陆贽传、新唐书壹伍贰李绛传、陆宣公奏议柒请许台省长官举荐状及李相国论事集等。

）及代宗大历时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

自德宗以后，其宰相大抵皆由当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学士升任者也。

请举史实以证之：

通典壹伍选举典叁载沈既济之言略云：

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

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寖以成风。

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

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

其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

而桀奸无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歃称相腾，或扇结钩党，私为盟毁，以取科第，而声名动天下，或钩摭隐匿，嘲为篇咏，以列于道路，迭为谈訾，无所不至焉。

据此，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

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

故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

其时代之符合，决非偶然也。

但以事关府兵制度，兹不具论（见拙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及玉海壹叁捌兵制叁所引邺侯家传）。

至王定保以为进士之科「甲于贞观」（唐摭言壹述进士上篇），及「进士科盛于贞观永徽之际」（同书同卷散序进士条），则稽之史实，有所未合。

其言不及沈氏之可信，无待论也。

旧唐书壹壹玖常衮传云：

尤排摈非辞赋登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