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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第2页）

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

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

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

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

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

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

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

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

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

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

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

（其创造者慧思所作誓愿文，最足表现其思想。

至于北宋真宗时，日本传来之大乘止观法门一书，乃依据大乘起信论者，恐系华严宗盛后，天台宗伪托南岳而作。

故此书祇可认为天台宗后来受华严宗影响之史料，而不能据以论南岳之思想也。

）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

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孤山闲居编）。

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孤山卒于宋真宗干兴元年，年四十七。

）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

二者之间，其关系如何，且不详论。

然举此一例，已足见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在也。

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

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

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

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

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酤，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原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一九三三年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