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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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003（第14页）

小朋友对于这种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国际的交涉，在非常时期，做国民的不可没有抗敌御侮的精神；但国交尚在常态的时期，却绝对不可有伤害外侨的越轨行动。

倘若以个人的私忿，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

因为被杀害的虽然是绝少数人，但会引起别国的误会，加重本国外交上的困难；甚至发生意外的纠纷，把整个民族复兴运动的步骤乱了。

这种少数人无意识的轨外行动，实是国法的罪人，民族的败类。

我们当引为大戒。

要知道这种举动，和战士在战争时的杀敌致果，功罪是绝对相反的。

小朋友们！

试想我们住在国外的侨民，倘使被别国人非法杀害，虽然我们没有兵舰派去登陆保侨，小题大做：我们政府不会提出严厉的要求，得不到丝毫公道的保障；但总禁不住我们同情的愤慨。

我们希望别国人民敬视我们的华侨，我们也当敬视任何的外侨；使伤害外侨的非法行为以后不再发生。

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这“大国民的风度”

非常之好，虽然那“总禁不住”

“同情的愤慨”

，还嫌过激一点，但就大体而言，是极有益于敦睦邦交的。

不过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却还“希望”

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

，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

。

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

）不是早经废止了么？

真的要“救救孩子”

。

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而这也是关于我们的子孙。

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九月二十七日。

）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

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

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