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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人生不是悲欣交集跟弘一大师学戒律（第2页）

我自小就在这样严厉的环境中长大，这使我从小就没有了小孩子应有的天真活泼，也使我的天性遭到了压抑而导致有些扭曲。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种严格施教，对于我后来所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而我后来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就拜在常云政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开始攻读各种经史子集，并开始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

在我十三岁那年，天津的名士赵幼梅先生和唐静岩先生开始教我填词和书法，使我在诗词书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较以前深厚了。

为了考取功名，我对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县学加以训练。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过去所受的压抑而造成的“反叛”

倾向也开始抬头了。

我开始对过去刻苦学习是为了报国济世的思想不那么热衷了，却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戏曲，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

在此期间，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作了妾。

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附贵，嫌贫爱富。

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

无奈，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

在别人眼里我成为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的。

这可能是我日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决定因素！

遇见精神的出生地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的地方。

作为一名高校的艺术教师，我在浙一师的六年执教生涯中业绩斐然；作为一个诸艺略通的人，那段时期也该算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鼎盛期吧。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步入了佛门。

一九一二年三月，我接受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次年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务长经亨颐的邀请，来该校任教。

我之所以决定辞去此前在上海《太平洋报》极为出色的主编工作，除了经亨颐的热情邀请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经亨颐就曾说我本性淡泊，辞去他处厚聘，乐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我那时已人到中年，而且渐渐厌倦了浮华声色，内心渴望着一份安宁和平静，生活方式也渐渐变得内敛起来。

我早在《太平洋报》任职期间，平日里便喜欢离群索居，几乎是足不出户。

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天津，还是在我“二十文章惊海内”

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学以专攻艺术的日本东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风华旋裹的氛围之中，随着这种心境的转变，到杭州来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我便于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发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九月下旬，我移锡灵隐受戒。

正是在受戒期间，我辗转披读了马一孚送我的两本佛门律学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际的两位高僧蕅益智旭与见月宝华所著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发愿要让其时弛废已久的佛门律学重光于世。

可以说，我后来的一切事物就是从事对佛教律学的研究，如果说因此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正是由此开始起步的。

对于我的出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